【著書者說】

　　毛筆是傳統(tǒng)書寫工具中最為重要的工具，而由于時代變化，今日大眾對它的了解日漸生疏，再加上“重道輕器”的傳統(tǒng)，導致對毛筆的研究與重視不足。筆者致力于中國古代毛筆研究有年，于是誕生了著書立說，為毛筆“正名”的想法。近日，筆者的小書《古筆》由中華書局出版。

　　本以為書的賞音難覓，不意卻得到了媒體垂顧，邀我簡述毛筆的歷史意蘊和文化內(nèi)涵。實則繁易而簡難，下筆踟躕，勉強拉雜，絮叨如下。

　　筆源于畫

　　從廣義上說，將一束毛料修整后，根部扎緊或粘固，然后插入相應的筆桿腔內(nèi)，就應該算是一支“毛筆”了。因此，西方繪畫所用的油畫筆、水彩畫筆，乃至女士們描眉用的眉筆，都可納入這個范疇。而狹義的“毛筆”，指的是中國古人的創(chuàng)造。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毛筆除了用于繪畫外，更用于寫字——這是最為關鍵的區(qū)別。中國毛筆的日常之用，讓它成為中華文化的造就之器與點睛之筆，并由此衍生出一個博大精深的書法藝術世界。

　　以往探討毛筆的起源，最喜歡說的是秦將蒙恬造筆，意即為了加快軍情傳遞的速度，蒙恬情急之下以紅纓蘸染顏料書寫替代了以刀契刻文書。但有見識的古人未必相信這種傳說?！抖Y記·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唐代類書《初學記》的編纂者就據(jù)此認為“秦之前已有筆矣”。《莊子·田子方》中記載了宋元君“受揖而立，舐筆和墨”的故事。這是“秦之前已有筆”的文獻佐證。

　　自商代甲骨文算起，漢字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甲骨上的文字多是先寫后刻，這比上述文獻認定毛筆產(chǎn)生的時間要提前許多。但即便如此，也只是說明商代毛筆已經(jīng)存在，也不是毛筆的起源時間。人們喜歡將筆與文字聯(lián)系起來，忽視了它與繪畫的淵源——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會晚期的彩陶上，就出現(xiàn)了毛筆劃過的痕跡。毛筆的產(chǎn)生最初和繪畫有關，因而很接近于廣義的“毛筆”。后來文字出現(xiàn)了，與毛筆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最終，中國書法越來越固化了毛筆的形象，其狹義性逐漸取代了廣義性。

　　筆有其史

　　要想了解毛筆的前世今生，考諸文獻是一種途徑。而另一條途徑是實物研究，出現(xiàn)得較晚。明清以來的毛筆傳世很多，宋代的筆也陸續(xù)有發(fā)現(xiàn)，日本正倉院所藏的“唐筆”，也是珍貴的實物資料。

　　然而，這些實物多有助于明其流，而不足以溯其源。追本溯源，要更多地依靠唐代以前的實物資料，這就要完全倚仗近代的考古成果。

　　1931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內(nèi)蒙古額濟納土爾扈特旗破城子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支東漢初期的毛筆，后來被馬衡先生命名為“漢居延筆”。這讓人們第一次見到了唐以前毛筆的實物。兩漢時期的毛筆，后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多有出土。除了甘肅敦煌地區(qū)外，湖北的江陵、山東的臨沂、江蘇的連云港地區(qū)都陸續(xù)有所發(fā)現(xiàn)。依照這些實物，我們發(fā)現(xiàn)，漢代的毛筆制作已相當成熟，筆毛主要由兔毫制成，有的還披有羊毛以增加吸水量。

　　在漢代毛筆實物不斷發(fā)現(xiàn)的同時，戰(zhàn)國及秦代的毛筆也陸續(xù)出土，而且出土實物貫穿了戰(zhàn)國早中晚三期。屬于戰(zhàn)國早期的是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筆，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古老的一件毛筆實物；中期的則是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楚墓筆；晚期的有湖北荊門包山楚墓筆、江陵九店楚墓筆和甘肅放馬灘秦墓筆。屬于秦代的有三支：兩支發(fā)現(xiàn)于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中，其中一支毛已朽；還有一支發(fā)現(xiàn)于湖北荊州周家臺秦墓中，僅存筆桿。相較于漢筆，戰(zhàn)國毛筆在形制及制作工藝上顯然要“原始”一些。但它們的發(fā)現(xiàn)，為文獻中“秦之前已有筆”的觀點提供了堅碻的實物佐證。

　　筆者寫《古筆》一書主要著力于溯源，故較少涉及唐代以后的毛筆。如果說唐以前的毛筆是“源”，以后的是“流”，那么漢以后及唐代的毛筆就是綰結(jié)源流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漢以后至唐以前的毛筆，亦略有出土。東晉時期的有甘肅武威旱灘坡前涼墓筆、新疆阿斯塔那墓畫筆，以及江蘇江寧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唐代的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桿筆和葦桿筆。雖然這段時間內(nèi)出土的毛筆實物不是很多，但制作特征與前后的差異卻十分明顯，有的筆毛中間纏繞著絲帛、有的筆桿前粗后細，最明顯的是筆毛和筆桿的直徑加粗。這些特征可以視為中國毛筆制作技藝上的丕變與革新，同時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

　　研究古代毛筆不外文獻和實物兩個途徑，它們彼此生發(fā)互釋，讓我們對毛筆歷史的了解更為深入。通過考古實物的不斷發(fā)現(xiàn)，嘗試構建早期毛筆較為清晰的歷史發(fā)展脈絡，目前已接近可能。筆者在《古筆》中卷特辟“圖說”，正表達了這一意圖。

　　筆誕書法

　　盡管中國古代不乏“鉛筆”“竹筆”“木筆”之類的制作，但在東亞地區(qū)悠久的書寫傳統(tǒng)中，毛筆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術制作體系。在通常情況下，毛筆要與其他的紙、墨、硯配合起來使用，構成所謂的“文房四寶”。托名王羲之的《題衛(wèi)夫人筆陣圖》中說：“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钡趯嶋H的書寫實踐中，毛筆的作用是首要的。先秦時期，書寫尚處于“簡帛時代”，人們就已清楚地認識到筆是主要的書寫工具。前引《禮記·曲禮上》所說的“史載筆，士載言”，唐人孔穎達就解釋說：“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余載可知?！?/p>

　　燦爛輝煌的中國書法藝術，無疑是毛筆的創(chuàng)造，以至有“書之佳不佳，筆居其半”的說法(楊賓《大瓢偶筆》)。筆的形制，尤其能影響書法藝術的發(fā)展。

　　戰(zhàn)國竹簡一般都在0.5厘米左右，那么書寫這種載體的毛筆就相應要尖細一些，從實物上看也確實如此。秦漢的竹簡開始變寬，普遍在1.0至2.0厘米左右，漢代的毛筆，除了個別特殊的制作，確實要比戰(zhàn)國筆要粗些。魏晉時期，由于紙張開始普及，“大筆”也隨之普及。如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前涼(相當于東晉)文物里的松木桿筆，鋒長4.9厘米，上端桿徑2厘米。再如江蘇省江寧縣下坊村東晉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鋒長約3.8厘米，徑1.4厘米。此類“大管豐毛”的毛筆圖像，在唐宋繪畫中也經(jīng)常能見到，與戰(zhàn)國秦漢普遍細長的筆桿形成鮮明的對比。

　　毛筆的粗細變化直接影響到了書法創(chuàng)作形式和風格的變化，促進了書法藝術性的發(fā)展。這也是今后書法研究中可深入持續(xù)探討下去的一個議題。

　　筆有其意

　　“重道輕器”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觀念中的一個鮮明特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已然將“道”與“器”分出了高下。三國“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說“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后，大義舉而物名從之”(《中論·治學》)。

　　毛筆研究在學術層級上自屬“器”的范疇，是“物名”，而不是“大義”之“道”，或說是基礎性研究。但筆者認為，有些看似高明的書法研究者喜談“書法之道”“筆墨之道”，或是“筆墨”與某種“文化”的關系等宏大議題。但由于對筆的基礎性研究并不重視，往往會有錯訛。

　　例如有一類觀念，認為中國之所以產(chǎn)生毛筆這樣的書寫工具，是和儒家“尚柔”的意識有關。那筆者不禁要問，儒家學派的老祖是孔子，孔子在沒有創(chuàng)造儒家文化之前，中國人難道用的不是毛筆？何況孔子生前并不得志，甚至自謙“若喪家之犬”，他的學說其實要到漢代才被正式確立。如此，是否還要到漢代才有毛筆？

　　可見，毛筆研究不可輕視。而古人對毛筆的研究時見于文字。

　　古人首先重視的是毛筆的政治功能。東漢蔡邕《筆賦》宣揚道：“夫制作上圣，立則憲者，莫先乎筆。”西晉成公綏《棄故筆賦》說：“治世之功莫尚于筆。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即圣人之志，非筆不能宣，實天地之偉器也！”國家的政策法規(guī)和治理要依靠筆來完成，而文化脫離不了政治，毛筆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功能實已蘊含其中。近代學者胡韞玉在《筆志·重筆》中就演繹了成公綏的觀點，將毛筆的重要性從文化功能和意義上予以了揭示：“古今之事，非文莫詳；文字之繁，非筆莫紀。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誠文人之至寶，天地之偉器也。筆之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古代歷史人文及自然之理都是通過毛筆記錄描述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它不僅僅是文人雅士書齋中的玩物。

　　由于毛筆是日用品，大多數(shù)人并不會太在意其存在的意義，正如成公綏所說的“日用而不寤(悟)”。故明人李詡曾告誡說：“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概也?！?《戒庵老人漫筆》)千百年過去了，今天的筆已從鋼筆、圓珠筆，變?yōu)槭髽?、鍵盤，大致相當于往時“士人”的當代知識分子們，于“筆墨二事”更為疏遠，這似乎已是大勢所趨。但回顧歷史，毛筆對中國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的形成，作用是相當巨大的。如今日本、韓國等國家仍相當多地保留著毛筆文化傳統(tǒng)，中國知識分子也對“書法”有著獨特的熱情。這說明，作為日用品的毛筆退出了歷史舞臺，作為創(chuàng)造藝術與審美的工具，毛筆依然發(fā)揮著廣泛而巨大的作用。

　　英國歷史學家埃爾頓在《歷史學的實踐》一書中寫道：“歷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須被寫作和研究?！泵P的歷史若明若晦，有的行將消逝，筆者的任務是盡力將毛筆文化，像撿拾散落的珠子那樣，盡可能地多撿回來些。

　　(作者：王學雷，系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蘇州大學第二實驗小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