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張小剛（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所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石窟文獻釋錄與圖文互證研究”〔21&ZD218〕的階段性成果）

　　從1900年發(fā)現敦煌藏經洞以來，敦煌學已經走過了123年的歷程。早期敦煌學主要是對藏經洞出土文書的研究，隨著敦煌石窟圖像資料的大量公布以及當地考古成果的陸續(xù)推出，敦煌學的研究范圍和影響不斷擴大。

　　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鼗蛯W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倍鼗蛯W的興起和發(fā)展始終與新材料的發(fā)現緊密聯(lián)系，與敦煌地區(qū)出土的文物息息相關。姑且不說藏經洞的驚天發(fā)現；不說具備現代考古學知識的斯坦因、伯希和、奧登堡、華爾納等外國探險家對莫高窟、榆林窟和漢長城、烽燧等遺址的考察記錄、照相、測繪和盜掘；不說20世紀40年代向達、夏鼐、閻文儒、勞干、石璋如、張大千、謝稚柳、王子云、常書鴻、史巖、李浴等中國學者對敦煌地區(qū)的石窟、古墓葬、陽關、玉門關等遺址的實地調查和記錄；也不說1944年在莫高窟中寺后園土地廟殘塑體內發(fā)現的近百件古代文書，單只說新中國成立之后敦煌地區(qū)的各種考古新發(fā)現，就改變了許多舊有的認識，極大地推動了敦煌學的發(fā)展。未來，敦煌考古工作也必將為促進敦煌學各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原始資料，對于更好地研究和認識敦煌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石窟考古方面，敦煌研究院從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末先后四次對莫高窟南區(qū)窟前遺址進行了清理發(fā)掘，1988—1995年對莫高窟北區(qū)石窟做了全面清理發(fā)掘，發(fā)現了南區(qū)窟前20余座殿堂遺址以及一些新的窟龕，特別是北區(qū)具有不同功能的僧房窟、禪窟、瘞窟、廩窟和少量禮佛窟，出土了包括各種文書、藝術品、生產生活用具在內的大量珍貴文物，為研究莫高窟營建、使用、變遷歷史以及敦煌歷史文化增添了重要資料。目前，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對20世紀60年代記錄的莫高窟崖面遺跡考古報告做整理研究，同時對莫高窟崖頂天王堂及其周邊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未來還計劃逐步在莫高窟崖頂與大泉河兩岸以及莫高窟周邊的成城灣、采石場、五個墩、和尚溝、南天門、觀音井、老君堂、王母宮等遺址開展考古調查和清理發(fā)掘，以便了解莫高窟范圍內具有禮拜、修行、生活、埋葬等不同功能的各個地點或者空間，更好地認識當時的佛教信徒是如何在莫高窟活動的，了解以莫高窟為中心的周邊佛教遺址群的分布，更好地認識莫高窟當時所處的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及其所起的作用。逐步在榆林窟、東千佛洞、五個廟等石窟開展非禮拜區(qū)域或洞窟，也就是類似莫高窟北區(qū)一樣專門用于佛教信徒生活或修行的洞窟或區(qū)域的調查和清理發(fā)掘工作。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宿白的指導下，樊錦詩、馬世長、關友惠、劉玉權等人完成了莫高窟的十六國北朝、隋代、唐前期（初唐、盛唐）、吐蕃占領敦煌時期（中唐）、西夏、沙州回鶻洞窟的分期研究，對敦煌石窟的年代序列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未來敦煌研究院還將繼續(xù)對敦煌石窟晚唐、五代、宋、元等時期的洞窟進行分期研究，并對中唐、西夏、沙州回鶻時期的洞窟分期成果進行補充修訂。繼續(xù)加強敦煌及其周邊地區(qū)石窟基礎性資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敦煌石窟中大量的供養(yǎng)人題記和壁畫榜題文字資料的全面整理也在進行之中。20世紀五六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始嘗試編撰詳細的洞窟考古報告，通過文字記錄，繪制實測圖，拍攝圖版照片，先后整理完成了莫高窟第285窟和第248窟的初稿。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由樊錦詩主持編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于2011年出版。按照國家文物局印發(fā)的《中國石窟寺考古中長期計劃（2021—2035年）》，敦煌研究院計劃2025年前完成肅北五個廟石窟窟前遺址、北魏洞窟窟前建筑遺跡考古工作和《敦煌石窟全集》第2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報告》，2030年前完成《肅北五個廟石窟窟前遺址發(fā)掘報告》，2035年前完成第3卷《莫高窟第251—255窟考古報告》及第4卷《莫高窟第260、262、263、265窟考古報告》。石窟考古報告作為科學、完整、全面的石窟檔案，對于石窟的保護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提供的詳盡原始資料也將極大地推進石窟考古與藝術等領域的研究工作。

　　古文化遺址方面，敦煌地區(qū)現存數十座漢唐時期的郡縣城址、要塞關址、交通驛站，數百公里的漢長城，一百多座漢代烽燧等古遺址，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敦煌陽關、玉門關及長城烽燧（玉門關、當谷燧、河倉城）、懸泉置、瓜州鎖陽城、破城子（廣至縣城）、沙州城、壽昌城、晉昌郡城、冥安縣城、石包城等遺址。這些遺址不僅其本體對于研究我國中古時期的城市布局、軍事防御系統(tǒng)、交通道路具有重要的歷史和考古價值，而且遺址中還埋藏著大量可移動文物，包括漢晉簡牘等文字資料。自1907年與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漢代烽燧中盜掘3000余枚漢簡和8封粟特文古信札以來，至今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盤城（漢玉門關）、馬圈灣等烽燧、懸泉置遺址等地出土了超過3萬枚帶有文字的漢簡，其中特別重要的是1990—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敦煌市莫高窟以東62千米甜水井懸泉谷口西側漢代效谷縣懸泉置遺址進行的清理發(fā)掘。遺址由塢院、馬廄、驛道、灰區(qū)堆積等組成，共出土漢晉時期各種器物萬余件，竹木簡牘3.5萬余枚（片），其中有字簡2.3萬余枚。出土文獻以木簡為主，也有帛書、紙書、墻皮題書，內容繁雜，主要有郵書、郵書課、郵書刺、符、傳信、過所、名籍、簿書、詔書、律令、爰書、歷譜、醫(yī)方等。近年來，甘肅考古工作者加大了對陽關遺址的調查和研究，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已持續(xù)五年對鎖陽城塔爾寺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對其年代、性質、結構、布局等問題都有了新的認識，未來還計劃制定世界文化遺產鎖陽城遺址考古的中長期工作計劃。敦煌地區(qū)的古文化遺址經過發(fā)掘的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隨著考古工作的逐步展開，還會發(fā)現更多的遺跡和遺物，從而不斷豐富敦煌歷史文化的內涵。

　　古墓葬考古方面，敦煌地區(qū)的戈壁上現存大片的墓群，比較著名的有敦煌市西邊的祁家灣墓群，南湖、西土溝、山水溝墓群，東邊的佛爺廟灣—新店臺墓群，以及踏實墓群、冥水墓群、長沙嶺墓群等。194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向達、夏鼐、閻文儒等學者首次對敦煌地區(qū)的古墓葬進行了科學考古發(fā)掘，共發(fā)掘西晉至唐代墓葬30座，其中魏晉至南北朝墓葬21座，唐墓9座，包括敦煌最早發(fā)現的一座晉代彩繪畫像磚墓即翟宗盈墓。1985年甘肅省考古工作者在敦煌祁家灣墓群清理墓葬117座，時代在西晉、十六國時期，其中有3座北涼神璽年間的土洞墓中發(fā)現了畫像磚。1987年為配合敦煌機場維修工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1座西晉畫像磚墓。1995年再次進行發(fā)掘，清理西晉、十六國及唐代墓葬共600多座，其中有5座壁畫墓，年代均為西晉早期。1991年在敦煌佛爺廟灣墓群清理了1座西晉壁畫墓，1999年又清理畫像磚墓1座，2000年在佛爺廟灣清理324座墓葬……目前在敦煌地區(qū)發(fā)掘的墓葬主要集中在祁家灣、敦煌機場、佛爺廟灣幾處，年代多在魏晉時期，也有少量唐代墓葬，魏晉墓中有一些是磚室壁畫墓，其覆斗頂的主室，蓮花藻井、高大照墻上繪制的傳統(tǒng)神話傳說中的神禽異獸等元素，可能影響了莫高窟十六國北朝洞窟中某些形制和內容。敦煌其他時期的墓葬發(fā)現得很少。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敦煌地區(qū)主要由歸義軍統(tǒng)治。藏經洞中出土的文獻和繪畫也主要集中在這個時期，但截至目前，除了首任節(jié)度使張議潮歸闕逝葬長安以外，其他的地方統(tǒng)治者和僧俗官員、百姓去世后都在本地安葬。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書《清泰四年（935）曹元深祭神文》，記載了曹氏歸義軍首任節(jié)度使曹議金的墓地位于“沙州莫高鄉(xiāng)陽開之里”，曹氏的歷任節(jié)度使應該都安葬在曹議金墓附近。敦煌文獻中還記載晚唐歸義軍節(jié)度使張淮深之女與五代歸義軍節(jié)度押衙羅盈達等先后葬沙州陽開河北原，張淮深父子、五代時常樂縣令陰善雄及都僧統(tǒng)陰海晏墓則在陽開河南原（莫高里大河南原）。未來如果能夠通過考古工作發(fā)現歸義軍時期的家族墓地，對于研究晚唐至北宋初期敦煌的歷史將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