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作者：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學系文科資深教授）

　　我在不同的大學講了三四十年的課，也換著各種主題講過很多門課，所以，準備課程和撰寫講義，要占去我大部分工作時間。不過，也因此從講義到著作，出版了不少論著，包括我的《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和《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卷本，其實原本都是講義。此次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葛兆光講義系列”，也是我從教以來為學生們開授多門課程的講義結集，分別是《亞洲史的研究方法》《學術史講義》《古代中國文化講義》《中國經(jīng)典十種》。

　　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

　　我對大學人文學科的教學，曾經(jīng)有個說法，“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很多朋友都引用過，覺得我講得有那么一點兒道理。不過，說歸說，做歸做，真正能夠按照這種方式上好課，卻沒那么容易。

　　我有一個基本固定的講義撰寫模式。為了準備講課，我常常用紙筆先寫詳細的大綱，然后在這些大綱上，貼滿各種抄錄了史料或心得的簽紙；在講述一兩輪之后，便把這些五顏六色、亂七八糟的紙本，轉錄成電腦格式的文本，接著再把它打印出來，在天頭地腳、左邊右邊批注種種文字，并且繼續(xù)貼滿修補的簽紙。這樣經(jīng)過三五輪增補和刪訂后，就成為最終的講義，而我在完成了最終講義之后，也就不再講這門課了。為什么？因為既然已經(jīng)完成，自己也已經(jīng)沒有新鮮感了，這就仿佛《世說新語》里說的王子猷雪夜訪問戴逵，“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其實，好的講課人自己講述也是要“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那種憑一本講義照本宣科講幾十年的事兒，我還真做不來。

　　講義和著作畢竟不同。著作要有思想和新見，而講義最重要的不僅要明白，還要有知識?！案鹫坠庵v義系列”，收錄了我多年講課講義的最終修訂稿。這個系列包括以下若干種講義，即針對大學通識課程的《中國經(jīng)典十種》和《宋代文學十講》，針對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和《古代中國藝術的文化史》，針對碩士生的《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以及針對博士生的《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將來如果還有余力，那么這個系列中也許還會整理出版一本給博士生的《亞洲中古宗教、思想與文化的交流》。

　　重新給“學術”/“學術史”確定邊界

　　《學術史講義》這門課是我近二十年來給碩士研究生開“中國學術史專題”課程的講稿，十幾年里，我一直在反復修訂這份講義。我主要考慮的是怎樣改變現(xiàn)在文史類碩士研究生的教學方式，怎么樣才能讓剛剛進入碩士階段的研究生，了解什么是中國學術，什么叫作“學術研究”？當然，對不同領域的人來說，學術史是不一樣的，但歸根結底就是：觀察前人做了什么，前人怎么做的，誰做得好誰做得不好，誰的研究是典范，還有什么課題可以做。

　　我希望在這門課里，讓研究生盡可能多地閱讀最基本的歷史文獻和最經(jīng)典的學術論著，也希望他們能夠切實地理解以下三點：（1）目前學術界的心情和思路。這里所謂“心情”，可能是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的社會背景和知識背景，它刺激著研究某個問題的沖動。這里所謂“思路”，包括了觀察問題的角度，思考問題的預設、趨向和途徑，分析問題的理論和方法，以及查找材料的范圍等。（2）能夠知道中國學術界有什么困惑和問題，將面對的學術瓶頸是什么。不了解這一點，就不知道從哪里用力。（3）想一想，在古代中國思想、學術和文化史研究方面，為什么有些能夠產(chǎn)生影響的問題和話題，不是來自我們，而總是來自歐美和日本。

　　我們有一種習慣，是不分“學術”和“思想”，籠統(tǒng)地把思想、文化和學術，都寫進學術史里面。另外大體上，上古軸心時代思想學術的獨立和繁榮，秦漢統(tǒng)一時代儒學正統(tǒng)地位的確立，中古佛教傳入以及思想世界的變化，隋唐佛教成熟與禪宗興起以及三教合流，宋明理學興盛以及程朱、陸王之學的分歧，清代考據(jù)學的發(fā)展等等，這些在所謂“學術史”的書里有，在所謂“思想史”的書里也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傳統(tǒng)中“經(jīng)學即理學”觀念的影響，好像談論思想不能“游談無根”，要有學術打底，所以學術與思想不能分開；另一方面是現(xiàn)代中國大學里，還沒有對“思想史”和“學術史”做出一個理性、清晰和簡單的界說。

　　不過，盡管古代中國的思想和學術往往糾纏在一起，但是到了現(xiàn)代，學術和思想，卻常常是分化的。這種分化可以把它稱為“現(xiàn)代性”。正是現(xiàn)代，使得各種學科重新劃分，使得不同領域的知識，重新呈現(xiàn)、組合、認識。所以，當古代中國的經(jīng)史子集，在近代被重新劃分為文學、歷史、哲學，很多混在一起的古代知識、思想和信仰，就要被區(qū)分開來。所以我覺得，學術史應該有它自己的研究領域、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什么才是學術史？

　　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界有一個學術史熱，現(xiàn)在回想起來，其間還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有人把學術史變成懷舊、抒情和對現(xiàn)實政治的批判。比如對王國維的追憶，對陳寅恪的仰慕等等。這些有時代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史，毋寧說是思想史（也有人說是“生命史”或“精神史”）?，F(xiàn)在又出現(xiàn)一個新趨勢，就是把學術史，變成學術八卦史，現(xiàn)在各種學者的日記、書信大量出版，更加引起一些人鉆頭覓縫、尋章摘句，當學術史的索隱派，拿著放大鏡在巨人身上找瑕疵，仿佛成語說的嗜痂成癖。

　　第二個問題，就是學術史研究者，往往缺乏對學術本身的把握，好像總是在學術之外發(fā)議論。很多人研究王國維，關心的是他的大清認同、他的精神追求等。但是，很少人真正懂得他的學術。比如甲骨文研究，以及遼金蒙元史的研究。也有很多人研究陳寅恪，但并不真的理解當時學界對于中古史研究以及陳寅恪中古史研究的意義，更不懂得陳寅恪早期蒙古源流和佛教歷史研究在所謂“預流”的國際學問中的意義。

　　第三個問題，現(xiàn)在研究學術史的學者，對于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國際環(huán)境，以及現(xiàn)代中國學術的國際意義，了解得太不夠。其實，很多中國學術史上的問題，特別是現(xiàn)代的學術，不放在國際學術大背景下，是沒有辦法了解的。比如，滿蒙回藏之學以及西北西南民族之學，為什么在二十世紀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等等。

　　第四個問題是，沒有針對當下學術問題，提出新的領域、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我們應當有這樣一個意識，就是學術史不僅僅是“歷史”，是過去時的“歷史”，也是為了當下和未來推動學術研究發(fā)展的一門學問。

　　因此，學術史研究的意義，既不是“懷舊”（批判現(xiàn)實），也不是“表彰”（見賢思齊），而在于知道“一代有一代的問題和方法”，大概是四個方面：

　　1.通過學術史，了解今天我們從事的“現(xiàn)代學術”，是怎樣從“傳統(tǒng)學術”中轉型而來的？2.通過學術史，了解這一“學術轉型”的背景和動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學術制度變化，是新資料新方法的推動，還是政治情勢、國際環(huán)境的作用？3.通過學術史，了解當下學術研究的趨向、理論和方法，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應當改變的？4.通過學術史，看到未來學術發(fā)展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學術問題，什么是“增長點”的學術領域？

　　我用了四個“通過學術史”，說明“學術史”也是“舍筏登岸”的“筏”，“得魚忘筌”的“筌”。研究學術史，最終目的是懂得如何做學術，不是僅僅把學術的歷史說一遍。

　　如何學習中國學術史？

　　學好中國學術史，要以基本文獻閱讀為中心，其實精讀文獻是老傳統(tǒng)，可是現(xiàn)在學界心浮氣躁。好多學生習慣了讀各種“文選”、“參考資料”、教材，不知道這些東西其實是他人篩過、揀過、嚼過的二手貨?，F(xiàn)在，很少有人細細地讀完整的原始文獻了，所以對于文獻的常識就不多了。

　　我認為還是要去讀重要的現(xiàn)代學術論著。因為第一，它們本身就是構成現(xiàn)代學術史的基本文獻，現(xiàn)代學術史上像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都應當好好看看，至少要選擇重要的、經(jīng)典的東西看看，大體上就了解了現(xiàn)代學術來龍去脈。第二，還可以學習過去學者是怎樣尋找問題、收集材料、撰寫論文，“取法乎上”，學這些好的論著，寫出來的哪怕“僅得其中”也行。

　　實際上，在各個研究領域里，我們都會涉及現(xiàn)代人的研究，所以還需要對現(xiàn)代學術史有一個系列的了解，否則還是不知道，為什么這些傳統(tǒng)的學術領域，要用現(xiàn)代眼光、現(xiàn)代方法、現(xiàn)代取向和現(xiàn)代規(guī)范來研究?！艾F(xiàn)代學術”的閱讀部分，我挑選八個重要的學者，分別作為新史學的提倡者（梁啟超）、現(xiàn)代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夏曾佑）、用西方方式整理中國學問（胡適）、發(fā)現(xiàn)新史料和新問題（王國維）、現(xiàn)代性和客觀性的歷史學（顧頡剛）、史學就是史料學及民族主義歷史學（傅斯年）、中國學術的國際預流（陳寅?。?、對傳統(tǒng)的溫情和強調(diào)認同的歷史學（錢穆）等方面的代表。我想讓大家看看中國現(xiàn)代學術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yōu)槭裁匆眠@種現(xiàn)代學術手段和眼光來研究古代思想學術和文化？仔細讀讀后也許更能理解，怎樣把古代思想文化領域的研究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學術方法嫁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