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暴力已經發(fā)展成為當代嚴重社會問題，其危害有目共睹，輕則造成受害人心理痛苦，重則導致受害人精神失常、輕生等嚴重后果。維護網絡秩序，建設良好網絡生態(tài)，必須嚴厲打擊網絡暴力。在有關遏制網絡暴力的討論中，常常有觀點強調，網絡暴力的發(fā)生源于平臺管理不周，只要平臺認真防范，就可以消除網絡暴力。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值得探究。

　　網絡暴力的發(fā)生有其深層原因。有調查表明，一定比例的網絡暴力實施者具有所謂黑暗人格。網絡身份的匿名性，使得這些用戶更為大膽地表達，甚至從擺脫線下倫理規(guī)范束縛中獲得快感。此外，大量網絡暴力的突出特征是網民以粗暴言論對社會事件及其當事人進行道德評價，以此獲得占領道德高地的滿足感，在與其他用戶相互應和或追隨發(fā)聲中獲得力量感和歸屬感。很多場合下實施網絡暴力的都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們單方面放大甚至臆斷事件中的道德問題，認為自己的發(fā)聲是在揭露社會生活中的丑惡與陰暗，自己完全是站在正義一邊。由此可知，網絡暴力有其萌芽、發(fā)育的社會土壤。

　　如果將治理網絡暴力的責任完全壓給平臺，一旦出現(xiàn)網絡暴力就對平臺進行處罰，其結果將是平臺一方的過度刪除，即將一切疑似為網絡暴力的言論屏蔽在平臺之外。由于網絡言論的海量，平臺只能采取自動化過濾手段，難免導致一些言論遭到“誤傷”，對公眾正常的言論表達和文學藝術發(fā)展造成不合比例的傷害。同時，過寬的過濾口徑還會引發(fā)“貓捉老鼠”游戲的盛行，即網絡用戶轉而采用諧音字、符號等方式規(guī)避機器過濾，難以收到消除網絡暴力的功效。

　　基于上述情況，就打擊網絡暴力而言，多方共治可能是更優(yōu)選擇。首先，應當賦予個人及其社交主頁的充分管理權限，尤其是對評論區(qū)的管理權限，使得本人能夠在必要時關閉評論區(qū)、私信等功能，從而最大限度減少接觸網暴言論的可能。在平臺一方，則應設置便捷的舉報和處置通道；對諸如熱搜榜單等公眾注意力集中之處予以特別關注；開發(fā)、應用和升級網絡暴力識別算法模型；對實施網絡暴力者尤其是反復實施網暴者進行相應處罰。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治理網絡暴力，公權力機關不能缺席。網絡不是法外之地，在互聯(lián)網上進行人身攻擊、無理謾罵、揭人隱私，可能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甚至觸犯刑律。對于受害人而言，網絡暴力實施者往往是無法確認身份的陌生人，導致收集證據(jù)困難、維權成本極高。公權力機關的介入可以消除這些瓶頸，其作出的處罰和公示能夠起到更好的震懾作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意見生效后將成為打擊網絡暴力的有力抓手。

　　實施網暴者不必然是道德敗壞的人。受所處網絡空間氛圍的影響，普通人也會做出過激的舉動。不斷有研究證明，特定網絡空間中的負面評論越多，越會吸引后來者跟隨，言論容易向極端化發(fā)展，形成所謂“破窗效應”。1969年，美國心理學家詹巴多做了一項實驗。他將一輛沒有牌照的汽車停在紐約相對雜亂貧困的布朗克斯街區(qū)，并把車前面的發(fā)動機罩打開。不久，這輛車就被居民們拆得七零八亂，孩子也在車上玩耍打鬧。詹巴多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中產階級社區(qū)帕羅阿爾托(Palo Alto)擺了一輛類似的汽車，過了一個多星期，車仍是完好的。隨后，詹巴多用錘子把車敲了個破洞。不久，路人就開始對無人看管的這輛車進行破壞，車上有價值的東西幾小時內就不見了。這一實驗表明，無序現(xiàn)象對人的反常行為乃至違法犯罪具有誘導性。一般來說，一兩個無序現(xiàn)象不會立即引發(fā)違法的激增乃至犯罪，但是，如果無序狀態(tài)持續(xù)較長時間或者反復發(fā)生，大規(guī)模違法乃至犯罪現(xiàn)象就會隨之而至。相反，如果在“破窗”尚小時就積極修補，鼓勵、指導社區(qū)中的人們建立起規(guī)則和秩序，則會有效地防止大的社會亂象的發(fā)生。

　　就此而言，一兩條網絡暴力言論往往并不可怕，努力防止網暴言論滾雪球式集聚，最終釀成“破鼓萬人捶”的苦果，應當成為網絡暴力治理的重點。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比較法學研究院教授)

　　劉文杰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