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師記》:劉躍進筆下的師生情
古典文學專家劉躍進的回憶性散文集《從師記》記述的是一位七七級大學生在時代浪潮中勤奮讀書、不斷從師問學的成長歷程。特殊時期的文學夢想,黃湖農(nóng)場的“干校”生活,1977年12月的高考經(jīng)歷,南開大學、杭州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求學與工作歲月,在作者筆下一一展開,感情充沛,引發(fā)讀者深深的共鳴;追憶與葉嘉瑩、羅宗強、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隱儒等良師益友長期交往的點點滴滴,彰揚俞平伯、王伯祥、吳世昌、吳曉鈴等前輩學者的為人風范和學術業(yè)績,定格了幾代學人的淵博與風雅,字里行間充盈著濃郁的感念之情。
這篇文章是四川師范大學的尹玉珊所寫,她是劉躍進的學生,學生寫老師如何寫老師,溫情感人。讀者可以感受到代代師生之間,傳承不息。
將近22萬字的《從師記》,書本不甚厚,內(nèi)容卻很厚重。本書的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學術與文學兩個方面。出版社與學術界多看重前者,因為寫作者以及寫作對象皆為著名學者,本書之作,為有心問學的讀者指引一條“大時代下的問學之路”。即便是普通讀者,也可以從書中看到“一個可以觸摸的學術境界,一種可以貫通的學術精神”,從而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拓寬學術的影響力。
《從師記》的文學價值固然離不開學術,卻又在文章學上,站出了自己的獨立姿態(tài)。《從師記》一方面匯入了學者散文的歷史長河,成為具有“真實、細致、耐讀、內(nèi)斂”的學者散文的代表之一;同時,因為《從師記》的大多篇章皆以人物為中心,開創(chuàng)了學者散文的“紀傳體”模式,從而成為“非虛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于我來說,最主要的收獲也有兩個:首先,個人學術新路的開創(chuàng)。這一點我想細致地談一談,因此放在后面再說。先說說第二點,即文學寫作對于文化學者、生活實踐與人生思考的宣導作用。這些實踐與思考或許基于學術思想的積淀,或許與學術無直接關系,但都無法及時、全面地呈現(xiàn)于公開發(fā)表的學術成果之中。它們既然在學者的精神世界里孕育,必然需要一個載體轉(zhuǎn)世,學者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就應需而生了。
“不務正業(yè)”的文學寫作
學界對于學者的文學寫作,似乎不很認同,常被當成游戲,甚至被看作“不務正業(yè)”。就像劉躍進在《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后記》中所說的,似乎只有拋棄了“作家夢”之后,才能真正做好“學者夢”,當然這是老師早年的感受。即使,中國歷史上曾涌現(xiàn)出那么多優(yōu)秀的學者與作家的合體,學者的文學寫作都很難被看好。所以,作家與學者變成了魚和熊掌,不可得兼。
讀《從師記》之前,魚和熊掌的矛盾一直在折磨著我。讀完之后,我心里的矛盾渙然冰釋。劉躍進是我的老師,雖然我的寫作遠不如老師的“硬核”,無論是與學術問題還是學術之人的關系都不那么切近,但它們的確為我的部分抽象情思賦形,支撐了我精神世界的一只角。假如說,學術研究是“讀書得間”的成績,那么文學寫作也算是“學術得間”的成績。
我想要詳細談的問題是,我讀《從師記》所體悟到的,老師在大時代下,對學術新路的開創(chuàng)精神。老師對學術新路的開創(chuàng)精神,僅從“躍進”到“緩之”的更名,我以為即可見其一斑。“躍進”是時代意志的體現(xiàn),雖然是借助師長所賦予的。它是先天的,也不一定是順遂老師心愿的,但老師默默承受了,并學會從中汲取自己成長所需的養(yǎng)料。
老師也能苦中作樂
但“緩之”是自命的,順從老師內(nèi)心的。老師在《“躍進”時代萌生的文學夢想》一文中對此自述道:“我對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誹,覺得激進色彩較重。四十八歲那年,我用陶淵明‘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的詩意,給書齋起名叫‘愛吾廬’,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歲以后,自號‘緩之’,意思是想讓生活節(jié)奏慢下來,品味平淡之美?!薄皭畚釓]”與“緩之”的意思,的確如老師自道,但我從“更名”這一舉動,還看出了老師的潛在意愿,即在時代的、學術的與師長的“大意志”之下,努力找到自己的“小意志”,形成自己的個性與節(jié)奏。
黃湖干校時期,雖然年紀尚小,老師也能苦中作樂,向貧苦的生活尋找自己的“小意志”。老師用大頭針做魚鉤釣黑魚,認識了水蛇、花脖子蛇與蝮蛇,這些都算作《詩經(jīng)》中的“草木蟲魚”;“黃湖農(nóng)場水多,我們從小練就了較好的水性”,利用自然優(yōu)勢提升自己。老師學會如何對付螞蟥,還學會了打草,用稗子、柳條編織草筐,用自制的工具摘雞頭米、菱角,逮青蛙、釣鱔魚。這些既是個體求生的技能,也似乎帶有孔夫子少年“多藝”的演練。
密云山區(qū),做回農(nóng)民,大局幾乎不可扭轉(zhuǎn)。但因為學識與夢想的支撐,老師對自我“小意志”的尋覓更加迫切和積極。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我借口到縣里開會,悄悄地翻墻頭,走小路,就像小偷一樣,溜回家中尋找復習材料,還抽空拜見了來北京改稿的復旦大學王繼權、潘旭瀾老師”,白天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參加小隊批斗,“每天晚上幾乎要到十點以后才開始復習,困了就和衣而睡,凌晨三四點用涼水沖沖臉,繼續(xù)復習?!泵刻斓乃卟蛔闳r。處于大時代的“廣闊天地”之中,“自我”是多么的渺小,又是多么的強大。
南開求學時,文學專業(yè)的優(yōu)秀老師那么多,當時的文化焦點也在當代文學。老師在聽完葉嘉瑩先生的講座之后,卻開啟了對古典文學的求索大門。這難道僅僅因為古典詩歌與葉先生的強大魅力,而不是老師尋覓自我“小意志”的水到渠成嗎?
改變自己要冒風險
另外,老師的問學之路,既是從師之路,也是探索自己的學術新路。“離開南開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就像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獨學無友,孤陋寡聞,徘徊在學術殿堂之外,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門徑,陷入相當苦悶的境地。雨宵月夕,廢寢攤書,在艱苦的摸索中,我逐漸看到了古典文獻學的意義,明白了一個極為淺顯的道理:要有自知之明。”文中的“苦悶”與“徘徊”,無不在昭示老師對自我“小意志”的打量與把握。
但是,在學術上卓有建樹之后,老師想的不僅僅是追求自我,還有超越自我:“改變自己,有時要冒著一定的風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總在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礎上推進自己的研究?!背阶晕遥簿褪菍ψ晕摇靶∫庵尽钡耐脐惓鲂?。其中自然不乏時代的影響,學術自身求新求變的內(nèi)核驅(qū)動,更是老師內(nèi)心燃燒著的“小意志”的不懈攀升。
如果說對文獻學重要性的特別強調(diào),是老師自己的孤獨求索,加上問學路上多位先生(尤其是姜亮夫先生)言傳身教的結(jié)果,那么強調(diào)文學經(jīng)典的細讀,則主要是老師自我探索的結(jié)果。他上溯到宋人朱熹,從《朱子語類》中提煉出熟讀經(jīng)典的意義“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并以“大家”為鏡,總結(jié)出四種讀書法:一是開卷有得式的研究,錢鍾書為代表;二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陳寅恪為代表;三是探源求本式的研究,陳垣為代表;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嚴耕望為代表。老師說:“無論哪一種讀書方法,我發(fā)現(xiàn)上述大家有一個學術共性,即能在尋常材料中發(fā)明新見解,在新見材料中發(fā)現(xiàn)新問題,在發(fā)明、發(fā)現(xiàn)中開辟新境界。”這不就是無休止的追新求知嗎?在這里,學術研究的“大意志”與老師自己的“小意志”合二為一。
老師不僅在學術之路上追求做出自己,教學之路也努力做出自己,而其中的“自己”既是教師的,也是學生的。給清華學生講古詩,就是這一努力的充分體現(xiàn)。
講課的時候“不回避自己的觀點,不忌諱自身的弱點”,就是在做出教師的自己;出題的時候多探求“我心目中的某某”,就是教會學生做出他們自己。同時,無論是教師的“自己”,還是學生的“自己”,都是在古代詩人映照下的,被文學經(jīng)典洗練過的“自己”。
正如書海無涯一樣,學術研究也是無限的。怎樣以有限的人生,來面對這一個無限?這個問題既是老問題,也是新問題。從《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到《中古文學文獻學》,再到《秦漢文學編年》與《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老師每走一步,都能砌出一段階梯,劈開一條路徑,硬是在無限的學問中做出了“有限”的自己。
《從師記》一書,以散文之筆寫學術,既用“山中人”的視角,又兼“山外人”之筆觸。老師對于學術,看進去,又走出來,將學術與文學鍛造成人生的雙翼,開拓出人生的更高境界。
書摘·選自《從師記》
1979年春天,我們開始上現(xiàn)代文學課,從“五四”運動講到“左聯(lián)”,一直講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文學。
開始上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時,我并沒有多少興趣。楊成孚老師、郝志達老師講先秦兩漢文學。楊老師剛從山西大學調(diào)來,腿有殘疾,年紀不大,看起來很威嚴。他對作品很熟,拿著一本油印講義,慢條斯理地講解《詩經(jīng)》《楚辭》,很多詩句,脫口而出。講著講著,他會突然發(fā)問:這本書讀過嗎?那本書翻過嗎?絕大多數(shù)同學和我差不多,都沒有看過,甚至沒有聽說過。一次,楊老師說到先秦某一典故,問道:“《墨莊漫錄》看過嗎?”現(xiàn)在知道,宋人筆記中常有關于先秦兩漢文學作品的獨到見解,那時當然不知道,紛紛搖頭,覺得這么有名的書都沒有看過,有點汗顏,只能老老實實地聽講,不敢應付。不過,我雖然敬佩,卻不羨慕。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工作。
1979年春天,葉嘉瑩先生回國講學,我們七七級、七八級是葉先生回國講學的第一批學生。
查日記,葉先生在南開的第一講是1979年4月24日,在第一階梯教室。老人家用自己的詩句“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作為開場白,一下子就把我們?nèi)嘉^去。那天,先生整整講了一天。那周有兩個半天自習課,也都用來講課。此后,先生白天講詩,晚上講詞,講《古詩十九首》,講曹操的詩,講陶淵明的詩,講晚唐五代詞。講座一直安排到6月14日。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里,每堂課,學生們都聽得如癡如醉,不肯下課,直到熄燈號響起?!鞍讜冋勗娨怪v詞,諸生與我共成癡。”葉先生的詩句形象地記錄了當時上課的場景。葉先生的課,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野。此后,我便成了葉先生的忠實粉絲。先生到北京講課,只要我知道,就一定要去旁聽。我在清華大學講授古典詩詞,也模仿葉先生的講課風格。先生的重要著作,自是案頭常備,也是常讀常新。
長期以來,我們的古代文學研究比較僵化,多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葉先生的講座,如春風化雨,讓我對古典文學之美有了一種全新的感知。(尹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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