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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與文學研究相結合的“新選學”——從黃侃的研究談起

發(fā)布時間:2022-05-09 17:13:00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李 婧(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近代是中國學術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時期,從唐朝即成為一門學問的“選學”,經過千余年的發(fā)展,也面臨著研究方法與角度的現代轉型。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新選學”主要是指研究模式上從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文學研究相結合,并且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論性、系統性和整體性。按照這樣的標準,“周貞亮和駱鴻凱都是20世紀新《文選》學的開創(chuàng)者”“二人應該是同一時期開始以新方法研究《文選》的”(傅剛《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展望》)。特別是駱鴻凱的《文選學》被認為是“現代《文選》學的奠基之作”(王立群《現代〈文選〉學》)。但亦有學者認為“新選學的開山祖師是黃季剛先生,而非駱鴻凱”“(黃侃)能站在新的高度發(fā)展選學,成為新選學的先驅”(陳延嘉《繼往開來的選學家黃侃》)。眾所周知,黃侃作為近代“知選學者”(章太炎語),平生批點《文選》達十余遍,其《文選平點》頗見卓識,被譽為20世紀文選學的“一個高峰”(傅剛《百年〈文選〉學研究回顧與展望》)、“三塊柱石”之一(穆克宏《20世紀中國〈文選〉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但由于其形式為評點,內容多校注,故被更多學者視為傳統“選學”的代表。那么,黃侃到底是傳統“選學”的殿軍還是現代“新選學”的先驅呢?他對《文選》學的現代轉型到底有何貢獻?

  黃侃最早開始在研究《文選》時,有意識地從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文學研究的結合。他在《文選平點敘》中批評一些清代《選》學家的注釋“其摭拾瑣屑,支蔓牽綴之辭,以于文之工拙無與,只可謂之《選》注,不可謂之《選》學”。在這里,黃侃明確提出了《選》注和《選》學的區(qū)分,不難理解,所謂《選》注正是指傳統“選學”以??弊⑨尀橹鞯奈墨I研究,而《選》學則是指以“文之工拙”有關的文學研究。他顯然是不滿于一些清代《選》注的瑣屑支蔓,而欲轉向更高層次的《選》學。黃侃《文選平點》在臺灣出版時即題為《〈文選〉黃氏學》,正是凸顯出了他在研究角度上從《選》注向《選》學、從文獻研究向文學研究的轉變。正如其女黃念容所云:“蓋先君嫻習文辭,深于章句訓詁之學,用能擘肌分理,達辭言之情。片言只字,皆根極理要,而探賾索隱,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無文人蹈虛之弊,復免經生拘泥之累?!保S念容《文選黃氏學前言》)綜觀《文選平點》全書,確如此言,黃侃兼具文學家和小學家之長,其評點既有文字???、章句訓詁、文史考證等文獻研究,又有義理解析、文學批評等文學研究,實虛結合,已然形成了熔文獻研究與文學研究為一爐的整體性研究模式,開啟了從傳統“選學”向現代“新選學”的轉變。

  黃侃《文選平點》還對被譽為“現代《文選》學的奠基之作”的駱鴻凱《文選學》有直接影響。黃侃于1914年至1919年任教北大,教授《文心雕龍》及《文選》等,其時已經開始手批《文選》,并以手抄的形式在學生中流傳。駱鴻凱恰于1915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學文科中國文學門學習,為黃門高足,應即于此時隨黃氏研習《文選》,而漸涉“選學”的。駱鴻凱為學重家法,一生恪守師說,“治學門徑,大抵本于黃季剛先生”(馬積高《文選學后記》)。其《文選學》是于1928年至1929年間在武漢大學開設《文選》課時逐步撰寫的,受黃侃影響的痕跡是十分明顯的,僅直接標明引用“本師黃氏曰”者就有七十余例,周勛初就指出駱鴻凱的《文選學》是在其聽黃侃《文選》課的筆記上擴展而成的。(周勛初《有關“選學”珍貴文獻的發(fā)掘與利用》)

  駱鴻凱《文選學》被認為具有現代轉型意義的內容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黃侃的影響。據王立群研究,駱氏對現代“新選學”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對《文選》產生背景的探索,對《文選》編纂者的介紹,對《文選序》的研究,對《文選》學史的研究,對《文選》與《文心雕龍》相互關系的研究?!保ㄍ趿⑷骸冬F代〈文選〉學史》)其中,后三項都有明確承襲黃侃之處。

  駱鴻凱在《文選學·義例第二》中,對《文選序》體現出的選文范圍和標準等進行了研究。他征引黃侃所言“竊謂文辭封略,本可弛張”,“然則拓其疆宇,則文無所不包,揆其本原,則文實有專美”;而駱氏自己認為:“《文選》所錄,獨以沉思翰藻為宗,即斯意也?!保橒檮P《文選學》)與所引黃侃的意見是相同的。

  駱鴻凱在《文選學·源流第三》中搜集并評介了各代《選》學著作,網羅宏富,褒貶精當,體現了其對《文選》學史的研究。而對學術史的重視,正是黃侃治學的一大特色,他每治一書,必先明其研究史,評點《文選》也是如此,充分吸收與辨正了前人的《選》學成果。

  據黃侃《文選平點敘》云:“汪韓門、余仲林、孫頤谷、胡果泉、朱蘭坡、梁茝林、張仲雅、薛子韻、胡枕泉諸家書于文義有關者,并已參核。”駱鴻凱正是繼承了這一師門傳統。

  在《文選》與《文心雕龍》相互關系的研究上,駱鴻凱堅持了黃侃對二書關系的認定及具體的對比方法,并推而廣之。黃侃在《文選平點敘》中開宗明義首言:“《文心》與《文選》‘笙磬同音’”,又曰:“讀《文選》者,必須于《文心雕龍》所說能信受奉行,持觀此書,乃有真解?!瘪橒檮P也認為:“《雕龍》論文之言,又若為《文選》印證,笙磬同音。是豈不謀而合,抑嘗共討論,故宗旨如一耶?”(駱鴻凱《文選學》)綜觀《文選學》全書,特別注重結合《文心雕龍》的理論來研究《文選》。比如,駱氏揭示《文選》與《文心》在文體分類上的一致性,他在《文選學·體式第四》開篇即曰:“《文選》分體凡三十有八,七代文體,甄錄略備,而持校《文心》,篇目雖小有出入,大體實適相符合?!薄段倪x學·讀選導言第九》之《導言三》中列表對照了二書的文體分類。黃侃更早就揭示了《文心》文體分類對《文選》的影響,在評《文選·京都上》時指出:“《文心雕龍》‘若夫京殿苑獵,述行敘志,并體國經野,義尚光大’,‘至于草區(qū)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置情,因變取會’,據此,是賦之分類,昭明亦沿前貫耳?!保S侃《文選平點》)駱氏無疑是繼承并發(fā)展了黃侃的思路。又如,駱氏將《文心》對作家作品的批評與《選》文相互印證。他在《文選學·讀選導言第九》之《導言七》中摘抄了《文心雕龍·才略》評文之言,附載于《文選》相關作家之名下,并作如下結語:“右列六代入《選》文家五十七人,約得蕭《選》所載之半,宋齊才士,世近易明,不復甄序。觀其品藻,字字珠璣。所舉篇章,亦大率載于《文選》。詳加研核,可以明《文選》諸家之優(yōu)絀矣?!保橒檮P《文選學》)而黃侃在解評《文選》時就格外注意參借劉勰的相關評論。

  毋庸諱言,黃侃《文選平點》形式上是隨文評點而非專題論著,內容上仍以傳統的文獻研究為主,尚缺乏研究的理論性、系統性和整體性,稱黃侃為“新選學的開山祖師”未免過譽。但綜上所述,黃著更早地有意識地從單一的文獻研究轉向文獻與文學研究相結合,并直接影響了駱鴻凱《文選學》的產生,從這個角度講,黃侃在20世紀《文選》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確實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堪稱現代“新選學”的引路人。

(責編: 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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