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誕生一百周年。百年來，經過幾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累累碩果。2020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中國考古事業(yè)指明前進方向，對做好考古工作、歷史研究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提出更高要求。

　　百年之際，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深入回顧中國考古百年歷程和成就，在國家文物局指導下，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報社組織開展了“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遴選推介活動”。10月18日，“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開幕式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舉行。開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西藏自治區(qū)昌都市卡若遺址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

　　一、遺址基本情況，學術成果及意義

　　卡若遺址位于昌都市卡若區(qū)，海拔3600-3800米，距今5500至4400年間，可分為早（5500-4700BP）、中（4700-4300BP）、晚（4300BP以后）三期，是新石器時代的一處重要遺址。該遺址最早發(fā)現(xiàn)于1977年，文化層堆積厚度達到100-160厘米，是西藏史前遺址中罕見的、堆積保存較為完整的遺址。遺址內發(fā)現(xiàn)有石砌建筑遺跡，是一處石器、陶器、骨器等遺物。

　　陶器以夾砂、手制陶為主，罐、盆、碗為基本組合，以小平底為典型特征。

　　卡若遺址出土的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細石器和磨制石器。從打制而成的刮削器、砍斫器、切割器的單向打制技術看，它與中國南方地區(qū)新石器文化有相似處；細石器的技術特征在西藏境內大部分地區(qū)均有分布，呈現(xiàn)出比較明顯的統(tǒng)一性，且這類細石器技術明顯帶有北方民族風格，與黑龍江昂昂溪，內蒙古富河溝門，青海西寧住家寨相似。磨制的長條形石斧、石錛、半月形石刀組合，則體現(xiàn)出卡若遺址與西南地區(qū)一致的考古學文化特征；卡若遺址中磨制石器，僅磨刃部的做法又與黃河中、上游新石器文化有聯(lián)系，如盤狀敲砸器與甘肅大何莊、秦魏家起價文化遺存墓地出土相似；有肩石斧與甘肅四壩灘、永靖大何莊遺址、酒泉下河清馬廠類型遺址出土類似。

　　從卡若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粟、豬骨和投擲石球，說明卡若擁有農業(yè)和畜牧業(yè)共同發(fā)展的生產經濟方式。

　　卡若遺址的考古學文化特征體現(xiàn)出了與川西高原、滇西北橫斷山脈區(qū)域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與青藏高原東北緣的甘肅西部、青海西部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

　　卡若遺址是西藏考古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多家考古機構、高校聯(lián)合開展工作，共同進行發(fā)現(xiàn)、發(fā)掘、研究工作的一處重要史前遺址，是西藏考古、中國考古在廣度與深度上不斷拓展的體現(xiàn)。

　　在1977年，該遺址被發(fā)現(xiàn)時，就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高度關注，它向大家揭示了西藏距今5000-4000年前的古人類生產、生活線索。比較完整的勾勒出，當時在藏東生活的人群，有著怎樣的生活方式，用著怎樣的生產、生活工具，住在什么樣的房屋中。

　　卡若遺址發(fā)現(xiàn)至今，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它是研究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特征、劃分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區(qū)系、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生業(yè)模式的重要遺址之一。

　　二、考古遺址保護展示利用情況

　　對于卡若遺址的保護和展示利用，可以追溯到1983年，當時任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西藏文化局局長的雪康·土登尼瑪派西藏文管會的丹增曲扎、小尼瑪和侯石柱，前往昌都地委，要求水泥廠煉水泥取土時一定不要破壞卡若文化層，還提出水泥廠一定要搬遷，今日水泥廠早已搬遷。1978年、1979年兩次發(fā)掘后，對卡若遺址進行了保護性掩埋。

　　為了更好的保護卡若古文化遺址，昌都原地委、行署及市委、市政府及自治區(qū)文物局對遺址保護給予了高度重視，1978對遺址上方的水泥廠原廠區(qū)實施了搬遷，先后于1996年和2004年在遺址核心地帶、分布范圍及保護范圍修建圍墻進行全面保護；2007年又投入150萬元專項資金拆除遺址內非保護建筑物，為順利實施卡若遺址保護建設項目奠定了堅實基礎。2007年自治區(qū)文物局委托北京古建筑研究所編制遺址保護規(guī)劃，通過多次修改完善，《卡若遺址保護規(guī)劃》已編制完成，并于2014年上報國家文物局待審批，規(guī)劃年限從2007至2026年，總投資近1300萬；同時，以《卡若遺址保護規(guī)劃》為依據，委托具備資質的西藏圣益建筑勘察設計有限公司編制完成了《卡若遺址公園設計方案》并通過自治區(qū)及國家文物局審批。于2015年11月30日正式啟動了卡若遺址公園第一期工程（含土石方工程），總投資486.9萬元，工程于2016年3月1日順利竣工。遺址公園（二期）工程項目總投資為1705.3萬元，工程建設內容主要包括遺址內全覆蓋綠化（面積：4.2萬平方米）、種植樹木、遺址內電氣線路、給水設備的鋪設安裝、太陽能路燈及附屬設施建設。該工程于2018年年底竣工。遺址公園（三期）工程項目總投資為735.8萬元，建設內容為遺址內道路硬化、場景復原及附屬設施、舊房改造等。

　　因涉及到地下遺跡和文物，卡若遺址內的展示僅局限于地面展板及場景復原。例如：居住面用土墊平，然后夯實，房屋中央用小石頭圍砌成爐灶（生火），室內一角用土夯一層高10CM左右的土塊，上面擺放幾件陶罐。房屋外面放置兩個假人做制作陶器狀。三座房屋中間制作假人做狩獵狀。

　　爐灶擺放兩個假人（其中一男一女，女性手持骨針及動物皮革做縫紉式，男性手握石器做打砸式），室內一角用土夯一層高10CM、長30-40CM左右的土塊，上面擺放獸皮或動物毛或陶器，房屋東北角擺放一大型陶罐。進門處擺放一石板。

 
卡若遺址場景復原

　　三、考古發(fā)掘過程

　　卡若遺址最早是于1977年昌都水泥廠施工時發(fā)現(xiàn)的；1978年西藏文管會同四川博物館、國家文物局共同做了第一次清理；1979年西藏文管會同中國社科院、云南省博物館、四川大學歷史系共同做了第二次發(fā)掘。2002年，由四川大學、西藏自治區(qū)文物局、西藏博物館聯(lián)合組隊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fā)掘。2012年，四川大學、昌都市文物局聯(lián)合對卡若遺址做了第四次考古發(fā)掘。

　　1977年４月，西藏文管會派出－個“文物征集小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區(qū)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鎮(zhèn)東南約１２公里的瀾滄江邊的水泥廠，因擴建廠房挖地基，挖出了一些東西，一看就不是現(xiàn)在人用過的，其中還有些玉石一般的東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廠放電影，電影名字叫《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銀幕上的一些出土文物和水泥廠出土的東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們的注意。第二天是星期天，廠里有汽車到昌都拉東西，幾個好奇的工人帶上出土的東西搭車去了昌都，找到地區(qū)文化局。仁青次仁、歐朝貴、索朗旺堆看了水泥廠工人帶來的東西，又詳細問了出土情況，根據他們的知識，初步斷定可能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第二天一早，仁青等三人放下手頭工作，來到水泥廠建筑工地。他們選擇了一個地方，挖了條１米寬５米長的“探溝”，又出土了一些文物。他們三人介紹得很帶勁，大家聽得和看得也很認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個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可能即將問世。經過熱烈討論，文管會領導當場決定，由冷健起草報告，上報自治區(qū)革委會及國家文物局，請求批準，在卡若進行考古發(fā)掘。

　　1978年５—９月，西藏組織考古隊對卡若遺址進行試掘，這支發(fā)掘隊伍中有的工作人員，可以說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員，有西北大學、川大、吉大、北大等名牌大學考古專業(yè)的大學畢業(yè)生。因為是試掘，只發(fā)掘了230平方米，出土遺跡和遺物很多,其中最大的收獲是挖出了5座房子。當時西藏自治區(qū)黨委副書記郭錫蘭，西藏軍區(qū)司令員郄晉武和昌都地委書記張增文等許多領導都紛紛親臨工地視察，新華社、西藏日報等媒體也不遠千里來采訪。

　　1978年試掘一炮打響，所以在年底，西藏文管會書記劉平修和侯石柱帶隊，索朗旺堆、冷健、張文生、更堆、小旺堆共計七人，到內地進行匯報、交流和尋求支援卡若遺址進一步工作的工作開展。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專題匯報會時，夏鼐、蘇秉琦、安志敏、佟柱臣、石興邦等考古界一流學者都參會聽取了匯報。

　　1979年夏天，對卡若遺址的發(fā)掘，是當時西藏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發(fā)掘工作從5月5日開始到8月30日結束，共挖掘面積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已被水泥廠擴建廠房時挖掉，為“空方”（沒有任何遺跡和遺物），實際發(fā)掘面積1070平方米。出土文物數(shù)以萬計，還出大量植物標本和動物骨骼。植物標本中，最主要發(fā)現(xiàn)是粟類植物，即小米。動物骨骼中有一種是家豬骨骼。出土建筑遺跡有房屋、燒灶、灰坑、道路、祭壇等，其中房屋就多達28座。

 
發(fā)現(xiàn)石砌建筑遺跡

　　四、重要出土文物及簡要介紹

　　刮削器：平柄端刮器是刮削器中數(shù)量最多的類型，也是卡若遺址中所有石器中數(shù)量最多的一個類型。體較短，將石片較厚的一端加工成柄部，對應的圓弧為端刃。如標本T55②：53，黑色細砂巖，先在礫石上修整成需要的形狀，然后再沿其邊緣，從劈裂面向背面做精細的壓剝，形成鋸齒狀的圓形端刃。

　　在卡若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細石核、細石葉、細石器。

　　細石核，總體數(shù)量不多，有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錐狀石核、柱狀石核、龜背狀石核。以楔形石核為例子，體高而窄，臺面略呈圓形或橢圓形，底緣均較銳利。如標本F5:254，是細石核中最大的一個，燧石質，呈規(guī)整的楔形，其中一端側有條狀疤痕，另一側緣和底緣均系用交互法壓制而成。

　　石刀是卡若遺址中磨制石器中最主要的器型之一。標本F19：27，板巖，半月形石刀，單孔，孔由兩面對鉆。

 
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等遺物

　　雙腹罐。標本F17：103，夾細砂黃褐陶，喇叭口，寬唇，折沿，直頸，斜平肩，腹部分袋形雙體，中檔相連，下腹壁向內曲收呈假圈足，頸肩各飾一對豎直的帶孔器紐。器表飾劃紋和黑色彩繪，頸部有一圈雙勾帶紋。雙體的紋飾各部相同。一體是以雙勾三角折線紋為主，線外飾彩；另一體則以雙勾菱形為主，然后在菱形紋內外均施彩。

　　五、考古報告，學術著作及其出版情況

　　1985年時，由西藏自治區(qū)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一起編寫了《昌都卡若》的發(fā)掘報告，在文物出版社印刷。

　　霍巍1993年在《中國藏學》雜志第3期上發(fā)表了一篇關于卡若遺址的論文：《論卡若遺址經濟文化類型的發(fā)展演變》。

　　湯惠生2014年時，在《藏學學刊》第1期上發(fā)表了有關卡若遺址在內的西藏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討論文章《再論卡若、曲貢等西藏史前遺址相關問題》。

　　2019年，侯石柱在《中國西藏》第1期上發(fā)表了《卡若考古四十年祭》，對卡若遺址的發(fā)掘過程做了回顧。

　　六、卡若遺址考古工作中的重要人物

　　卡若遺址的發(fā)現(xiàn)是一個震驚中外的西藏考古里程碑。1977年4月，昌都水泥廠出土地下文物時，恰好作為西藏文管會派出的“文物征集小組”成員的仁青次仁、歐朝貴、索朗旺堆在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他們看了水泥廠工人帶來的東西，又詳細問了出土情況，根據他們的知識，初步斷定可能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仁青次仁，藏族，當時西藏文管會業(yè)務科科長，1975年西北大學考古專業(yè)畢業(yè)，是第一位考古專業(yè)的西藏人；歐朝貴，漢族，業(yè)務科干部，1964年中央民院西藏歷史系畢業(yè)；索朗旺堆，業(yè)務科干部，1977年剛從四川大學考古專業(yè)畢業(yè)。他們三位回到拉薩，在西藏自治區(qū)文管會，專門做了一個“卡若遺址發(fā)現(xiàn)匯報會”。仁青，后來成為西藏自治區(qū)文物局局長；索朗旺堆成為了西藏自治區(qū)文管會主任，主持全區(qū)文物普查，主編出版一系列文物志叢書，也成為了一名著名的考古學家。

　　1978年西藏組織卡若遺址發(fā)掘隊，隊長由西藏文管會副主任甲央擔任，隊員有索朗旺堆、張文生、更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館協(xié)助發(fā)掘的還有陳顯雙、張才俊兩位先生。在發(fā)掘快要結束時，西藏文化局的侯石柱陪國家文物局黃景略也參加了最后階段的發(fā)掘。這支隊伍中有藏族、漢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員。

　　甲央，1956年畢業(yè)于中央民院，后來成為西藏自治區(qū)文化廳副廳長、文物局局長；更堆，1978年畢業(yè)于四川大學考古專業(yè)，后來也成為了一名西藏考古學家。

　　1979年夏，西藏文管會成立了以書記劉平修為隊長的考古隊，顧問石興邦，副隊長童恩正和甲央，秘書侯石柱，總記錄冷健。隊員:索朗旺堆、更堆、小旺堆、徐明、李虹、鄧克平、冉光瑜、王東元、邱宣充等，四川大學考古專業(yè)的12名學生。石興邦，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五虎上將”之一，我國老一輩著名考古學家，當時就已經主持過我國西安半坡遺址、秦始皇兵馬俑等多處大型考古發(fā)掘工地。童恩正，四川大學講師，后來成了我國著名的考古專家和科普作家，科幻小說《古淚今痕》就是在卡若遺址發(fā)掘時創(chuàng)作的。邱宣充，云南省博物館專家，后來成為了西南赫赫有名的民族考古學家。

　　1980年，《昌都卡若》報告編寫組成立。由西藏文管會、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學人員構成。西藏文管會有冷健、索朗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柱；四川大學有童恩正、王東元，共計五人。童恩正對于卡若遺址報告的編寫與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卡若遺址考古隊合照

　　來源：《西藏文物》下半年刊 總第五十一期執(zhí)筆：何偉編輯：拉姆次仁復審：夏格旺堆終審：李林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