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教授所著《固邊圖藏——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一書，前幾年先后被列為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培養(yǎng)資金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2019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是一部歷史研究學術著作，也是一部藏學研究專著，其正式出版反映了近年來在清代固邊圖藏背景下清末川邊歷史研究、趙爾豐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新進展。

　　我并非專門從事藏學研究的學者，對清末川邊的歷史及趙爾豐這位清末大吏在川邊地區(qū)的經營未作過全面系統(tǒng)的探究。但近20年來，因先后承擔《清季民國康區(qū)歷史文獻整理研究》《四川民族史》編撰等項目及擔任學術期刊的編輯工作，對清末時期川邊歷史、趙爾豐在川邊的改土歸流等也有一些了解，對相關研究的進展也一直關注。在我看來，時至今日，不論在藏學研究中還是在康藏史及四川史的研究中，清末經營川邊這段歷史的研究雖然已有不少成果出現(xiàn)，有的成果也得到了好評，但關于清代治藏戰(zhàn)略的整體研究仍然是薄弱環(huán)節(jié)。因此，《固邊圖藏——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這部力作的出版問世可喜可賀，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

　　《固邊圖藏——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全書32萬多字，除緒論與結語外，主要內容分為五章。通覽此書各章內容后，覺得有兩大特點。首先，全書從開篇到結尾都反映出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邏輯。書中，作者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立場、基本觀點與方法認識記述歷史、考辨史料、認識并論證清末川邊諸多重大事件內在原因與結果，既堅持了中國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也體現(xiàn)出中國史學研究的新時代特色。

　　近20多年來，隨著原川邊地區(qū)的對外開放，國外學者有機會到四川省涉藏州縣一帶進行田野調查，國內學者也越來越多地有到國外學習進修的機會，有的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獲得研究職位，在研究中轉換分析視角，采用西方的學術分析體系及話語。當重新審視清末川邊經營這一段歷史時，近年來興起的新清史運動被部分出國的學者吸收，并用來分析清末川邊經營歷史，得出了與之前國內外史學家都不同的看法與結論。具體講，多是采用新清史研究的“帝國”概念，考察川邊地方勢力與清政府的關系，論述中反復強調地方視角和“帝國”概念。新清史有關民族認同和多元文化、性別、帝國和殖民主義、戰(zhàn)爭和軍事文化、地區(qū)和儀禮、公共和私人空間以及物質文化視角的基本特點，強調重視民族文字及地方視角，其研究理路與視角對中國傳統(tǒng)史學研究造成了沖擊，瓦解中國傳統(tǒng)歷史敘述體系的意圖非常明顯。然而，這些研究在國外主要偏重一些重要的理論性、學術性問題，套用到中國則必然涉及現(xiàn)實性問題。國外學者最近幾年有關清末川邊的研究，已很清楚地顯示了這種現(xiàn)實性沖擊。若順著國外的地緣政治學或新清史研究理路，在全球視野中解讀清后期尤其清末的川邊地區(qū)經營，則將會步入國外學者對新疆問題研究的路徑，即將新疆視為清帝國于18世紀中期領土擴張的結果，并認為新疆是清朝、俄國和中亞共同競爭的對象。這種所謂的“研究成果”不符合歷史事實，不僅在學術上是錯誤的，而且為當下某些分裂勢力提供了借口。這已不單純是學術問題，也絕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不僅成為一個值得擔心的政治問題，也將會使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更加復雜化。該書作者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既摒棄唯心史觀及有神論思想，也不采用西方的視角及學術分析體系與話語，堅持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不去追捧所謂新理論、新方法，不人云亦云。由于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立場、基本觀點與方法，清末川邊經營研究才有了自己的特點與特色，也才在這一研究中有了話語權。

　　其次，全書謀篇布局結構嚴謹，五章內容依時敘事與依史敘事結合，脈絡清晰，邏輯性強。觀其內容，全書實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即第一章“清季西南邊疆危機及舉措”，從清后期尤其是清末西南邊疆危機以及西南邊防意識的形成切入。作者以對丁寶楨督川十年（1876-1886）期間西南邊防意識形成及其積極籌謀川藏邊疆各項措施的分析開始，展示以川督丁寶楨為代表的清后期邊疆大吏關于西南邊防思想形成的過程。在這一部分中，對清后期西南邊防思想的形成過程、川邊地位的提升以及籌邊援藏、固邊圖藏策略的先后產生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與分析。第一大部分對以上諸問題著墨或較多或較細，使之后的討論有了堅實基礎與邏輯起點。第二大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趙爾豐川邊經營（上）”，全面呈現(xiàn)趙爾豐的川邊經營思想及策略的形成過程，以及其與清中央政府就固邊圖藏、擬建行省等問題的互動情況。作者以趙爾豐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跟隨川督錫良到四川開始，重點分析趙爾豐針對西南邊防危機提出的“平康三策”及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任川滇邊務大臣后又根據(jù)調查提出在川邊開辦設官、屯墾、興學、練兵、開礦和通商等事項（被稱為“經邊六事”）。最后寫為更好地固邊圖藏，趙爾豐提出擬在川邊建立行省以預杜外人窺視及收回瞻對主張，并分析趙爾豐喪失和錯失了進藏的最佳時機的原因。第三章“趙爾豐川邊經營（下）”，在前一章的基礎上，深入探討趙爾豐的“經邊六事”。在此章中，作者分節(jié)討論分析每一事，并依據(jù)史料作出相應的評述。所謂“經邊六事”，均以“新政”形勢逐步推行，這也是清末川邊改土歸流與清代其他地區(qū)改土歸流的主要區(qū)別。在第一大部分基礎上，通過第二大部分，作者對趙爾豐川邊經營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分析與討論，以事實道出了趙爾豐川邊經營與清后期邊疆大吏西南邊防意識及籌邊援藏、固邊圖藏策略的邏輯關系。第三大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在第四章“清末川邊經營分析”中，作者主要用兩節(jié)對清末川邊經營中的幾個方面以及經營效果再作深入討論。第五章“清末邊藏經營的經驗教訓與啟示”為此書重要的一章，也是此書所討論問題邏輯結構中應有的部分。在前兩大部分基礎上，最后的第三大部分對清末川邊經營作全面整體審視，總結了清末川邊經營的經驗教訓，也指出了這段歷史給后人多方面的啟示。全書五章、三大部分內容，脈絡清楚，結構嚴謹，內容的邏輯性，相信讀者觀此書后會留下深刻印象。

二

　　讀完此書各章，我認為《固邊圖藏——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一書還做到了這樣幾個堅持。這幾個堅持，使其研究顯深入，成果有特色，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有助于對西藏以及川邊地區(qū)的再認識。

　　一是堅持將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這段歷史置于更廣闊的時間空間中去審視，去分析。在已有的相關研究中，有的研究者是以趙爾豐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跟隨川督錫良到四川開始其研究，有的研究者甚至是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趙爾豐任川滇邊務大臣后開始其研究。同樣，在已有的相關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只是以川邊言川邊，有的研究者雖然在討論中也提到了西藏與四川，但多為一般提及，并未作進一步的尤其是整體的分析。很顯然，這樣研究清末川邊經營，有就事論事、就趙爾豐談趙爾豐之不足，這樣研究也不可能全面正確分析清末川邊經營的內在原因與思想認識之根源，當然也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本書第一章題為“清季西南邊疆危機及舉措”，以對丁寶楨督川（1876-1886）期間西南邊防意識形成及其積極籌謀川藏邊疆各項措施的分析開始，再分析川督錫良時代（1903-1907）的“籌邊援藏”和“固邊圖藏”策略，對清后期西南邊防思想，尤其是固川、籌邊與固邊，以保固西藏、穩(wěn)定西南，把“川、滇、川邊、藏聯(lián)成一氣”的邊防體系思想的形成過程、川邊地位提升以及“籌邊援藏”“固邊圖藏”策略的先后產生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梳理與分析。這一章的設置，已可看出作者在更廣闊的時間空間中審視趙爾豐川邊經營背景的苦心；在之后各章的字里行間，亦常見到與之相聯(lián)系的分析與評述。從全書的分析論證看，堅持從更廣闊的時空中去審視，的確保證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二是堅持廣搜資料，立足史料。資料是否廣泛搜集決定了學術著作質量的高低，充分的并經過認真鑒別的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堅實基礎。從此書各章內容看，本書作者在研究中高度重視并始終堅持廣搜資料與鑒別資料，既注意漢文資料，也注意藏文資料，并發(fā)揮自己所長充分利用了大量外文資料；既注意文獻資料，也注意通過調查獲得口述資料，并注意各種資料的比對、考辨及綜合運用，從而保證了資料的可靠及各章內容的真實與豐滿。如，第一章“清季西南邊疆危機及舉措”第三節(jié)“四，風全之死”與第三章“趙爾豐川邊經營（下）”第七節(jié)“籌練新軍，辦巡警”中，作者沒有簡單地據(jù)一般資料沿舊說，而是廣搜資料，充分挖掘資料，除引用的檔案、實錄、奏稿多達數(shù)十種外，還引了《東華錄》《四川官報》《康導月刊》《邊政》及一些地方志、學者著述、回憶錄、文史資料等的相關資料。由于資料有了堅實基礎，討論言之有據(jù)，分析也比已有的研究更進一步，即使是一些具體的問題，也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在歷史研究中，論述與結論都應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恩格斯曾這樣論述：“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fā)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冷靜鉆研的工作。”“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恩格斯所強調的，即歷史研究要“以史料說話”。此書是一部歷史研究學術著作，從各章內容看，作者做到了堅持立足史料，不說空話，這就保證了其研究的學術水平。

　　三是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歷史研究需要學術勇氣，推進歷史上某一問題的研究也需要提出新的學術見解。從此書各章內容看，本書作者立足史料，通過深入分析與論證，敢于提出一系列新觀點，并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如，作者分析論證后指出，19世紀后期的國際環(huán)境變化與西南邊疆危機，促使晚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強對西藏及西南邊地的管轄與治理。由此，開始計劃在西藏建省，改變雍正、乾隆時期以來中央政府僅派駐藏大臣的辦法，提出了與內地一樣的行省模式，然而此時內外交困的清中央政府已難以有效掌控形勢。為了穩(wěn)固川滇和保護西藏地區(qū)不被英國等外敵覬覦或侵占，川督及其他西南邊吏們思考通過“固川”“籌邊”“固邊”等間接推及的形式，最終實現(xiàn)穩(wěn)川滇而又固西藏。這一思路，正是今天我們提出“穩(wěn)藏必先安康”的思想之源。對于今天謀劃長期建藏之策，指出這一思想之源非常有意義。又如，作者指出，川邊（指川西高原一帶，清代也稱川滇邊，民國時稱康區(qū)）曾經僅是進藏大道，設置土司而未設州縣，清末在西南邊疆危機下被清中央逐漸上升為援藏、保藏和固藏的重要戰(zhàn)略基地。不僅設立了“以軍府之制，督地方之責”的川滇邊務大臣，又在川邊進行屯墾、興學、開礦等新政措施，同時更把四川、云南與川邊和西藏聯(lián)為一體，謀劃西南邊防尤其是西藏的穩(wěn)固問題。這種“川、滇、邊、藏聯(lián)為一氣”的西南一體的思考與策略，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對于今天謀劃長期建藏與維護國家統(tǒng)一而言，明確指出清末邊疆大吏與志士仁人的這種西南邊防與西藏穩(wěn)固的整體思路也非常有意義。再如，作者分析后指出，趙爾豐在川邊改土歸流、施行新政具有“新”“舊”雜糅的特點，既有封建王權政治文化的遺留、延續(xù)，又包含了相當分量的現(xiàn)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萌芽。其具體的施政，尤其是不拘一格延攬人才，廢除川邊延續(xù)千年的沉重勞役——烏拉，開辦新式學堂、開設藥物局，修路架橋、引進新式農作技術與耕具等等，都具有推動當?shù)厣鐣洕l(fā)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趙爾豐以武力為先導順利進入川邊，此后也計劃以駐藏大臣兼辦邊務的身份，亦采用同樣的“武力前導”“恩威并施”策略方式進入西藏。然而，由于此時國力衰微下的清中央政府對于藏事的過于謹慎，加上籌辦邊藏事務大臣之間的嫌隙與掣肘，還因趙爾豐本身眼光的局限與思維慣性，后不得不中輟。作者的這一學術見解，是在資料梳理、分析基礎上提出的，也是實事求是的，因而讀后讓人信服。

　　本書作者徐君教授關注清末川邊歷史及趙爾豐在川邊的經營已有多年，在這一領域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固邊圖藏——清末趙爾豐川邊經營》一書應是其相關研究的集中展示。近年來，徐君教授雖抽出時間與精力關注三江源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與牧區(qū)扶貧減貧問題，每年深入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區(qū)藏族牧民中開展社會調查，但清末川邊歷史及趙爾豐在川邊的經營研究仍在繼續(xù)推進，我相信，隨著這方面材料的不斷挖掘和認識的不斷加深，徐君教授還將推出更多的新作。

　　（中國西藏網(wǎng) 文/趙心愚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學原校長，博導，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藏地方志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