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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好身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

喜饒尼瑪 發(fā)布時間:2023-05-09 08:26:00來源: 中國西藏網(wǎng)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到“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這是對我們藏學工作者的特別要求,必須認真貫徹落實。講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需要“接地氣”,重點在“講”,難點在“講好”,關鍵是“學習”“宣傳”與“弘揚”。

  自古以來,中原和邊疆人民就是你來我往、頻繁互動,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事實不勝枚舉。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背景下,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國難,更是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艱苦卓絕、氣壯山河的偉大史詩,凝聚成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

  藏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道,在維護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jié)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我為此寫了一些小文章。如: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就讀的藏族青年多杰才旦積極參加革命活動,用全力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十八軍進藏時與藏族上層人士和群眾的關系;德格的藏族上層人士夏克刀登等為進軍西藏的人民解放軍提供數(shù)千頭牦牛的故事,等等。實際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在我們身邊無處不在。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學也有著很多感人的故事,值得挖掘、整理、宣傳,繼承謳歌,更應該引以為榜樣,學習弘揚。

  中央民族大學是黨和國家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和高級專門人才而創(chuàng)建的一所具有鮮明特色的高等學校。學校源于1941年成立的延安民族學院。新中國成立后,經(jīng)中央政府批準,195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學院;1993年,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

  建校以來,中央民族大學的各族教師忠心向黨、忠誠不渝,無怨無悔、奉獻付出。各族師生相處融洽,關系良好,其間有著很多感人的故事。畢業(yè)學生分赴全國各地,投入革命和建設,把青春和畢生精力奉獻給了民族團結(jié)事業(yè)。

  如中央民族大學校友其美卓嘎就說:“我在北京有一個漢族媽媽叫‘央金’”,她回憶說:“第一次離開西藏,前往首都北京,我們這群孩子既忐忑,又滿懷憧憬。先騎馬,然后轉(zhuǎn)乘大卡車,輾轉(zhuǎn)二十多天,我們終于到達目的地——中央民族學院(現(xiàn)為中央民族大學)。在這里,400多名西藏學生被分成9個班,學習文化課程。每個班都配有兩位漢族老師,負責照顧我們的生活。當時的條件不比現(xiàn)在,加上長途跋涉,大家頭上爬滿了虱子,衣衫也破爛不堪??吹竭@群從西藏過來的臟兮兮的孩子們,生活老師趕緊帶我們?nèi)ダ砹税l(fā)、洗了澡,還給每個人發(fā)了嶄新的校服。第一次遠離家人的我,從老師們細心的照顧和溫柔的笑臉上感受到了溫暖。從來沒有上過學的我,在穿上新校服的那一刻,感到特別興奮和激動。學習期間,給予我最大的關心和照顧,并用她的個人魅力影響我一生的人,是班主任沈瑞芝老師。她還有一個藏族名字——央金。我們更喜歡叫她央金老師。班里我年紀最小,因此也得到了央金老師更多的照顧和關心。央金老師是上海人,1950年在中央民族學院藏語文班學習過藏語,平時,她堅持用藏語和我們這些藏族孩子交流,讓我們在遙遠的北京有了‘家’的感覺……”

  有漢族老師回憶說“1957年初夏,我得了傳染性重感冒,被學校醫(yī)院隔離治療。學生們得知我患病,全班到醫(yī)院看望我,被于佳祥主任阻攔,于主任和同學們說:開老師得的是傳染病,必須隔離,不能探視。同學們紛紛說:“我們不怕,我們要看開老師”。同學們沒能從門口進入隔離區(qū),就搭起了幾組人梯,踩著肩膀爬上高墻,紛紛跳入隔離院內(nèi),女生們也和男生一樣翻墻入院。同學們見我持續(xù)高燒、精神不振,女生先哭了,隨后男生們跟著哭起來,我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個班的學生年齡不等,個別人甚至還比我年長,隔離室內(nèi)哭聲一片,個個成了淚人。這些同學畢業(yè)回到西藏工作后,仍然十分牽掛我,有的同學每逢新年還專門給我寄來哈達,表達美好的祝愿。藏族同學這種真誠質(zhì)樸的情感,讓我永生難忘。”

  民族團結(jié)結(jié)碩果,為國為民獻終身。如1959年學校的藏族學生,包括不少舊貴族子弟開赴民主改革的一線。有材料表明,當時西藏工委負責人張經(jīng)武同志對正在西藏的中央民委領導汪鋒同志提出要中央民族學院輸送更多的藏族干部進藏。汪鋒同志當即表示同意。這些同學表現(xiàn)很好,有的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母校爭了光。中央民族學院十年校慶展覽時,他們的事跡整整布滿了一面墻,感動了每一個參觀者。1964年,時任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同志在一次講話中不無感慨地說“中央民院為西藏培養(yǎng)干部是有功勞的”。

  著名外國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1959年寫過一本書,專門提到在北京、在拉薩與我校22歲的藏族女學生娜珍(民主改革時,分配在大昭寺工作組,衣服是學院送的畢業(yè)禮物,天藍色的長裙,深玫瑰色的襯衣。在拉薩買的一塊漂亮的圍裙)的接觸,給予了這個年輕人很高的評價??吹揭粋€剛離開校園的女學生在寺里工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感嘆地說:“三個月前,還只是一個十分單純,深諳繁重的農(nóng)奴勞動的女孩子,沒有任何從事領導工作的經(jīng)驗。而如今,她已成為一名新西藏的領導干部?!薄拔沂钦娌恢浪窃趺创谝粋€寺院里的”。娜珍對此其實做了最好的回答。她告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過去我們頭上有太陽,但那是領主的太陽;如今天上有了我們自己的太陽”。

  娜珍的成長歷程,與學校教育是分不開的。這種變化正是新中國成立后,西藏人民獲得新生的縮影,也是各民族情感交流融合的成果。

  一個個身邊的故事挖掘、整理后,娓娓道來,抽絲剝繭,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發(fā)人深省,定會有特別的感受,更具凝聚力和感染力,也必將有助于我們引導更多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熱愛偉大的祖國。(中國西藏網(wǎng)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責編: 陳衛(wèi)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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