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文學史意識的產(chǎn)生，始自歐洲，隨后是日本，日本系受歐洲影響而生；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本，乃問世于19世紀末的歐洲（德國），繼而，日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出版了多部中國文學史。對此，學界一般無異議。但港臺學者黃維梁等曾提出，中國在南北朝時期已產(chǎn)生了文學史的早期短篇文本——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道理（主張這個觀點的，還包括其他一些學者，但黃的觀點最鮮明）。應該承認，中國本土在南北朝時期，已有了文學史的早期短篇文本，不過，筆者所要特別闡述的是，不光是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時序》篇，且其《文心雕龍》其他篇章也多處涉及了文學史，還有，與劉勰時代相近的沈約、蕭子顯、蕭統(tǒng)等，也在他們的論著中，涉獵或表現(xiàn)了文學史意識。故而筆者認為，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已具有了明顯的早期文學史意識，而這個意識的產(chǎn)生遠早于歐洲和日本。

　　先看《文心雕龍》?！稌r序》篇毫無疑問，不僅涉及了文學史的意識，且作者以史的眼光，運用具體文字，系統(tǒng)地縷述了自上古迄南朝宋、齊歷代——唐、虞、夏、商、周、秦、兩漢、魏、晉、宋、齊的文學，包括每個朝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其中以《詩經(jīng)》、楚辭、漢武帝時期文學為重點，完全可稱為一篇簡明扼要、重點突出、觀點鮮明的文學史——只是描述與評判的文字較為簡略而已。而且，在依歷史順序闡述的基礎上，作者特別提出了具有文學史意味的著名觀點：“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也即，文學的發(fā)展離不開“世情”與“時序”，這當中，包括政治條件、國家興衰、時代風氣、帝皇喜好、統(tǒng)治者文化政策、社會學術風尚等。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文學的發(fā)展離不開時代與歷史文化條件?？梢哉f，整篇《時序》的闡發(fā)中，都貫穿了這個中心觀點。應該看到，《時序》毫無疑問具備了文學史的意識，可謂文學史文本的最簡略呈現(xiàn)。這還不夠，如讀者認真瀏覽《文心雕龍》全書會發(fā)現(xiàn)，除《時序》外，其實劉勰書中的論述，有多篇涉及了文體的闡發(fā)，這是它們分屬于各種不同文體類型的表述——自《明詩》到《書記》，共二十篇，包括詩、樂府、賦、頌、贊、盟、銘、箴、碑、雜文、史傳、論說等各種文體。這二十篇，分別闡述歷代文壇所產(chǎn)生的各種文體，劉勰以歷史發(fā)展的眼光，從文體分類的角度，作了具體細微的產(chǎn)生發(fā)展、各自特征及其代表作的闡述，這從今天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分體文學史的雛形。此外，《才略》篇按時代順序，分別述及各代重要作家，也包含了文學史意味。有學者或許會認為，從劉勰本人當時的寫作初衷看，他是結合文學歷史發(fā)展的過程，闡發(fā)各種文體的特征、創(chuàng)作手法及其代表作，以作為《文心雕龍》旨在創(chuàng)作指導的具微展示——這話不錯，但客觀上，這些分文體闡述的篇章，無疑鋪展了分體文學史的軌跡，具有了文學史的成分，可以看作是文學史的雛形。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雖說屬于對文學人物謝靈運的傳記發(fā)議論，文中也闡述了沈約獨倡的聲律理論，但實際敘述的文字（前半部分），涉獵了戰(zhàn)國至南朝歷代文學的發(fā)展，且有精當?shù)脑u論，不失為一篇簡要的文學史，其中清晰透露了沈約個人朦朧的文學史意識（沈約此文開了后世史書中文學或文學家傳論的風氣之先）。試看文中所述，從“周室既衰，風流彌著”開始，歷述屈、宋“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至于建安”“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最后說到靈運、延年“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對這些屬于前代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代表作家（詩人）及其作品，沈約均作了精當?shù)狞c評，包括他們各自的創(chuàng)作特色、共同的祖式風騷、相互之間的異同比較，以及前后的影響關系等，足可稱為一篇簡明文學史了。由此可見，其時的沈約，已具有文學史的眼光了。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受沈約影響，形式雷同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也是文學傳記的篇末議論，題目所涉范圍似更廣些，實際論述乃偏于漢魏六朝。文中從“吟詠規(guī)范，本之《雅》什”開始，歷述曹植、王粲、李陵、張衡、曹丕、相如、揚雄……一路下來，點出他們各自的為文特色，以及在文學發(fā)展歷程中的作用或影響，也是一篇極為簡明的文學史，只是相比沈約一文，更著重于漢魏六朝時代，其所述及的作家順序，似按文體形式，在漢魏間前后略有跳躍。在敘述古今文學發(fā)展的同時，蕭子顯提出了“新變”的觀點：“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個觀點，無疑是從文學發(fā)展的歷史角度作出的辯證判斷，符合文學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強調(diào)突出“新”與“變”，唯有“新”才是“變”，唯有“變”才能出“新”，而文學正是在這“新”“變”中得到健康有序的發(fā)展。

　　蕭統(tǒng)《文選序》雖說是對其所編《文選》一書撰寫的《序》，而其《文選》本身，則是蕭統(tǒng)按自定標準編成的歷代文選集子，但他的選家眼光中，不免透露了朦朧的文學史意識——依歷史發(fā)展的眼光看待與衡量文學的發(fā)展?！缎颉肺膹纳瞎旁紩r代“文籍生焉”說起，歷數(shù)詩、騷、辭、賦之代表作，其所述沿革變化，乃上古三代之文學發(fā)展簡史。之后，《序》文特別概括了各種文體的寫作特征——包括頌、箴、戒、論、銘、誄、贊等，從某種角度看，這體現(xiàn)了簡明文體沿襲史之特色。當然，比起上述劉勰、沈約、蕭子顯，蕭統(tǒng)的這種描述與概括，文學史的色彩與程度要薄弱些。

　　從以上所述可見，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毫無疑問，實際上已具有了早期初步的文學史意識，雖然這種文學史意識，較之歐洲19世紀產(chǎn)生的國別文學史意識以及問世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確實顯得簡單且稚嫩，還遠不具備系統(tǒng)的歷史科學觀念，且文本的呈現(xiàn)形式也比較簡短，但不可否認，文學史的觀念意識在當時的中國（公元5世紀前后）顯已具備，且不是個別人，而是一批文人學者。他們在所撰寫的文章中，呈現(xiàn)了較為具體的對文學發(fā)展的闡述（包括歷代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文學特征的簡單描述概括），蘊含了較為鮮明的能代表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及特點的觀念意識，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它體現(xiàn)了中國古代文人在南北朝時期，已具有了用歷史發(fā)展的眼光看待、分析、闡述文學的規(guī)律性發(fā)展的能力，這顯然屬于早期的文學史意識。作者：徐志嘯（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