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藏網(wǎng)訊 喜饒嘉措大師于1884年陰歷四月初八誕生在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道幃藏族鄉(xiāng)賀莊村，一個普通農(nóng)民家庭中，乳名多杰。多杰的父親名叫拉浪杰，母親名叫拉浪吉，多杰還有一個年長他五歲的姐姐，叫李毛先。

多杰兩歲時父親病故，3歲時母親帶著姐姐和他返回母親的娘家，5歲時母親把年幼的他送到古雷寺一位叫洛賽的老僧人處。洛賽老僧人是多杰母親的伯父，早年在此寺出家為僧，性格溫順。洛賽老僧人見自己的侄女把唯一的兒子送到他的身邊，既高興又感動。他見這小外孫眉清目秀，兩眼炯炯有神，靈氣異常，甚是歡喜,便形影不離地讓他陪伴在身邊，有意培養(yǎng)他，從最初的識字開始，慢慢讓他念誦一些日常經(jīng)文。漸漸地,洛賽老僧人發(fā)現(xiàn)這孩子天賦過人，教什么一學就會，再難的經(jīng)文讀上三四遍亦熟記無誤。

多杰長到7歲時，在古雷寺高僧拉仁巴諾吾仁波切座前受沙彌戒，正式取法名為喜饒嘉措（寓意智慧的海洋），又拜拉仁巴托麥仁波切系統(tǒng)學習佛教經(jīng)典，兩位拉仁巴高僧無微不至地關懷和培養(yǎng)喜饒嘉措，期望他將來成為有用之才。

喜饒嘉措出家之時，雖然國內(nèi)局勢動蕩不安，但古雷寺迎來了創(chuàng)寺六百年以來的黃金季節(jié)。古雷寺歷史上的第一位拉仁巴高僧和第二位拉仁巴高僧同時坐鎮(zhèn)一座寺院，又有十幾位格西大學者輔佐他們，一時間古雷寺學者云集，聲名遠揚。

喜饒嘉措自幼天資聰穎，六根清凈，與同齡人相比有著非凡的天賦。這些高僧學者慧眼識珠，第一眼見到喜饒嘉措便都覺得這孩子日后定能成大器，都從不同的角度把自己的心血傾注在小小的喜饒嘉措身上。9歲時，他聰慧穎悟異于常人，寺中需要念誦的經(jīng)文，倒背如流，所有儀軌，應用嫻熟。11歲時，于學習之余按當?shù)亓曀祝S同師傅或年長的學僧到附近鄉(xiāng)村去從事一些簡單的佛事活動，以化緣求得些許布施，補貼生計。15歲時，古雷寺有一位叫魯智的佛畫師，在自己的僧園內(nèi)修建了一座別致的小花園，寺內(nèi)僧人閑暇之時經(jīng)常游覽該園，稱贊之余喜歡賦詩填詞。一日喜饒嘉措也前去觀賞，感嘆之余為其賦詩，“博大妙智貫經(jīng)文，洞徹精義無遺留，頂禮土旦嘉措尊，請賜無礙之辯才，藥樹蔥蘢園林中，稀奇莊嚴無量宮，畫師魯智之寮舍，福澤眼中甘露融” 。詩句雖短，但立意新穎，起承自然，轉合得體，其才華顯露無遺。16歲時，年輕的喜饒嘉措帶著古雷寺兩位高僧拉仁巴的厚望和家鄉(xiāng)父老鄉(xiāng)親的希冀，赴甘肅拉卜楞寺繼續(xù)深造。在秋季法會期間，他加入拉卜楞僧團，先后拜大格西迭部官切喇嘛系統(tǒng)地學習了因明邏輯學，拜大學者貢唐洛哲嘉措學習了中觀理論，拜德唐活佛學習了律經(jīng)等。喜饒嘉措在拉卜楞寺用五年時間學完了一般學僧十二個春秋才能完成的課程，這樣充滿智慧、奮發(fā)向上的學僧人見人愛。同時，深受拉卜楞寺四世嘉木樣活佛在內(nèi)的諸多學者的賞識，特別是大學者貢唐洛哲嘉措親自給他授了比丘戒。這幾位高僧大學者同時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傾注在一個學僧身上，在當時來說非常罕見，甚至有人說，拉卜楞寺三百年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非常少?？梢?，20歲出頭的喜饒嘉措已經(jīng)鋒芒畢露，而且又有遠大的抱負。后來，在恩師貢唐洛哲嘉措等的再三鼓勵和資助下，他背著簡單的行囊只身徒步向西藏拉薩進發(fā)。

遵照大師的意愿和囑托，喜饒嘉措21歲那年到達拉薩，入哲蚌寺果芒扎倉學習。在這里先后跟隨精通顯密經(jīng)典的大格西喬智噶布和布都仁波切等三十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師，深入而系統(tǒng)地學習了所有顯密經(jīng)典要義。

勤奮好學的喜饒嘉措早早修完五部大論，以辯才出眾而聲名遠揚，得十三世達賴喇嘛器重在羅布林卡舉行的特殊辯經(jīng)法會上，各方大德學者共集問難，喜饒嘉措一一應對，獲得桂冠，因而被破格授予拉仁巴格西稱號，最終得以參加大昭寺辯經(jīng)法會，獲頭等拉仁巴格西稱號。

拉仁巴是藏傳佛教最高學位，學僧在修完五部大論后經(jīng)所屬學院嚴格篩選，符合參加拉仁巴學位答辯的學僧，推舉給西藏噶廈后，參加拉薩大昭寺前舉行的正月祈愿大法會辯經(jīng)考試，方可正式取得拉仁巴格西學位。

1915年，年僅32歲的喜饒嘉措獲得拉仁巴格西稱號，他憑借自己佛學上的淵博和出眾的辯才能力，成為當時全藏區(qū)公認的學問最淵博、知識最全面的學者之一。從此，在各種辯論場合，只要喜饒嘉措?yún)⒓哟疝q，西藏各大寺院的學僧就會不遠千里來聆聽。他的名聲如日中天，光耀萬丈，他在西藏佛學界確立了不可撼動的地位。

十三世達賴喇嘛是西藏歷史上一位非常顯赫的人物，在他親政期間，英國入侵西藏，發(fā)生江孜之戰(zhàn)，在內(nèi)地發(fā)生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在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面前，他為了尋求更好的出路，先后到達北京、外蒙古、印度等地。不久，他回到拉薩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在重振西藏文化方面，他多年來一直想將藏傳佛教所有典籍作一番徹底梳理，但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人選。這期間，他親眼目睹喜饒嘉措在拉仁巴格西學位答辯時的風采，他認為他需要的人選，這回自己冒出來了，繼而親自把喜饒嘉措邀請到自己的夏宮羅布林卡，特聘他主持整理校勘各種經(jīng)典。

1916年，喜饒嘉措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命擔任重刻布頓仁欽珠(1290—1364)全集的校對任務，經(jīng)過六年的時間完成了《布頓全集》的?？比蝿铡柡笥址钍肋_賴喇嘛之命，主持重刻大藏經(jīng)《甘珠爾》的校勘任務。他花了整整八年的時間，才完成了《甘珠爾》的校勘任務。在?？薄陡手闋枴返耐瑫r，還完成了《第悉桑結嘉措全集》等巨著的?？惫ぷ?。他前后用了15年的歲月，完成了上述經(jīng)典著作的整理?？惫ぷ?。十三世達賴喇嘛對喜饒嘉措的淵博學識甚為倚重，凡藏傳佛教經(jīng)籍中遇到的疑難問題，常征求喜饒嘉措的意見。在這期間，喜饒嘉措還接受十三世達賴喇嘛委托，擔任西藏三大寺及上下密宗學院等應屆堪布升遷時的主考官，將這些候選人的佛學功底以講辯形式考核摸底后，如實稟報達賴喇嘛分別任命。同時，他還兼任西藏噶廈創(chuàng)辦的貴族學校的老師。

喜饒嘉措以其淵博學識，成為藏區(qū)學術界的泰斗，前來求教問難者，不勝枚舉。他先后在三大寺輪回講授五部大論，著名學者如后來成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經(jīng)師的赤江活佛、果芒學院堪布曲沛嘉布、格西雄巴次成、藏族史學家更登群培、貢巴薩土登吉札、更浪洛桑堅贊等皆出自他的門下。俗家貴族也多送子弟在喜饒嘉措座前求學，如阿沛?阿旺晉美、索康?旺欽格勒、江洛金?索南亞布、德格賽?索朗旺堆、擦絨等都曾拜他為師。從此喜饒嘉措成為桃李遍藏區(qū)的大師，他的學生和僧徒中，不少人后來成為西藏政壇和宗教界的顯赫人物。

喜饒嘉措在西藏的一舉一動不僅引起了中國內(nèi)地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同樣，也引起了鄰邦印度、尼泊爾等地的關注，紛紛通過各種渠道或聯(lián)系、或派人前來邀請。如英印政府直接派大學者羅列赫前往西藏商談喜饒嘉措赴印度便是一例，因喜饒嘉措大師奉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命，正在從事大藏經(jīng)《甘珠爾》的校勘任務而未能成行，遂推薦愛徒更登群培與羅列赫同行周游印度。

1933年12月17日，58歲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薩布達拉宮圓寂。接著，西藏看似平靜的社會發(fā)生了一系列的波動，大小權貴之間的矛盾、老貴族和新貴族之間的矛盾、前藏和后藏之間的矛盾、“親漢派”和“親英派”之間的矛盾、青藏和康藏之爭，都從暗地里涌現(xiàn)出來，成為公開的事情，還有在外面虎視眈眈的英國人和沙俄人，時刻注視著西藏局勢的發(fā)展。此時，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紅極一時的大學者喜饒嘉措大師也感受到了時局的復雜性，更有些人對他主持?？钡拇蟛亟?jīng)《甘珠爾》頗有微詞。這時候他想起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他的一次談話，要他到西藏以外更廣闊的地方去施展才華，把藏族文化傳播到更遠、更廣闊的地方。

1936年冬，喜饒嘉措大師終于接受國民政府的再三邀請，在國民黨監(jiān)察委員黎丹等人陪同下，由拉薩出發(fā)，取道印度，途經(jīng)香港、上海到達南京，受到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員會及西藏駐南京辦事處、班禪堪布廳、甘青會館、青海同鄉(xiāng)會等的熱烈歡迎。九世班禪比喜饒嘉措大師大一歲，早喜饒嘉措大師13年離開西藏，在內(nèi)蒙古、北京、南京等地活動。此次，欣聞喜饒嘉措大師要來南京，特別囑托內(nèi)侍人員，喜饒嘉措大師要在班禪堪布廳安身，自己在內(nèi)地的未盡事宜托付喜饒嘉措大師來完成。次年，九世班禪在回藏途中經(jīng)過甘肅拉卜楞寺、青海塔爾寺等地，最后圓寂于青海玉樹大寺的甲拉頗章。

1937年初，喜饒嘉措大師受到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林森、汪精衛(wèi)、戴季陶等的先后接見，也受到了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及社會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同時，國民黨中的愛國將領馮玉祥、張治中等虔心佛教的政客經(jīng)常拜見他，請教佛教中的疑難問題，他成為這些將軍的精神導師。

為了加快溝通和增進漢藏文化交流，讓廣大的內(nèi)地知識分子對藏族悠久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喜饒嘉措大師又被聘為北京、清華、中央、武漢和中山等國立五所大學客座教授，開設藏族文化、歷史和佛學理論講座，為內(nèi)地培養(yǎng)了一大批熟悉和愛好藏學的人才，由此開啟了藏學研究在內(nèi)地發(fā)端的先河。大師在繁忙的講學之余，一面整理散落的藏文佛經(jīng)，一面從事佛學著述。與國學大師陳寅恪、陳垣等，佛學大師呂澄、楊仁山、歐陽漸等進行學術交流，還與上海大菩提協(xié)會會長趙樸初、《藏漢大辭典》主編張怡蓀等有著密切的交往。

大師首次在內(nèi)地講經(jīng)是在上海大菩提協(xié)會，對趙樸初會長為首的三百名學徒講授菩提道次第等佛經(jīng)。隨后在南京、武漢、成都、重慶、蘭州等地根據(jù)各佛教團體的意愿講授菩提道次第、圣道三要等佛教經(jīng)典要義。在西安廣仁寺官付清大喇嘛的提議下撰寫了《宗喀巴大師禮贊十七頌》，同時，還在各佛教古剎和道場等不同場合多次進行了藏族文化大講座。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日軍轟炸南京，存放在甘青會館的大師著作手稿等一夜間被化為灰燼，大師痛心疾首。面對日冦野蠻行徑，大師撰文號召佛門僧徒團結抗日，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極力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完整。

1938年，喜饒嘉措大師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政員，凡涉及藏傳佛教和蒙藏等民族的事務常征求他的意見，他也時刻關注著這些地區(qū)的僧俗事務，不失時機地提出一些務實建議。1939年5月，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和教育部撥發(fā)經(jīng)費，組織抗戰(zhàn)宣傳團，派他到甘青兩省進行抗日宣傳工作，他到過很多地方，利用他的影響力，一方面積極宣傳抗日，一方面講經(jīng)說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7月21日，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護送團隊離開青海塔爾寺前往拉薩，喜饒嘉措大師特地趕去參加護送，親自主持宗教儀式，祈禱他們一路順風。8月29日，在青海湖邊以國民政府名義進行盛大的萬人祭海典禮，派八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朱紹良代表中央政府維持秩序，喜饒嘉措大師負責祭海儀式，連續(xù)五天時間在祭海的同時給前來參加祭海的藏、蒙古、漢等各族各界群眾進行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1940年，國民政府冊封喜饒嘉措大師為“輔教宣濟禪師”，并授大小銀印兩枚。這是國民政府頒給西藏高僧為數(shù)不多的冊封之一。喜饒嘉措大師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活佛，但他的學問與聲望已經(jīng)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和流落在內(nèi)地的九世班禪都對他另眼相看，而且寄予厚望，國民政府也了解其中的含義，為此，冊封他為“輔教宣濟禪師”，其歷史意義非常深遠。

1941年，大師家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為了抵制馬家軍的兵役，聯(lián)名上書請大師想個萬全之策，大師即刻報請國民政府教育部批準，在大師的出家之寺古雷寺創(chuàng)辦了“國立青海喇嘛教育國文講習所”，1942年3月正式開學，他親自任所長，從此以后馬家軍免去了當?shù)氐谋邸＿@所學校在當時培養(yǎng)了很多僧俗學員，青海解放后，這些學員大部分都在各自的崗位上殫精竭慮，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原副總干事彭哲先生、西北民族大學原副校長寧吾嘉先生、青海民族出版社原副總編智華先生、青海省人民政府翻譯處原副處長屈煥先生、青海省佛教學院原副院長彭措先生等都是從這所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優(yōu)秀人才。

1943年，喜饒嘉措大師受國民政府委派前往西藏，主要是希望借助其聲望及地位開展一些活動，但他們在西藏那曲受阻，經(jīng)過多次交涉無果后被迫返回重慶。根據(jù)近幾年公布的資料得知，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隨大師同行的五十余人，其中有大師的徒弟、翻譯，也有隨行去朝佛的，還有國民政府軍統(tǒng)人員，事情壞在這些軍統(tǒng)人員的身上。當時，那曲的防守官是大師曾經(jīng)的徒弟，他很好地接待了大師一行，但是，等待了一個多月后接到了西藏噶廈的最后通牒，只準大師師徒進藏，其余人原路返回。大師考慮到這些隨從的安全，同他們一起返回重慶了。此后，大師相繼到安多地區(qū)負有盛名的卓尼大寺、拉卜楞寺、夏瓊寺、支扎寺、廣惠寺、卻藏寺、佑寧寺、塔爾寺、賽宗寺、尖扎德慶寺、昂拉金殿寺、堪布拉寺、貴德羅漢堂寺和珍珠寺、藏王熱巴巾之塔等二十幾座古剎禮佛講學。最后，到熱貢地區(qū)的各大寺廟，講授和傳達佛教教義。甘青地區(qū)的藏傳佛教高僧大德群趨座前，執(zhí)經(jīng)問難，即便是名冠一時的拉卜楞寺金座貢唐活佛、同仁隆務寺寺主夏日倉活佛、賽宗寺寺主阿柔倉活佛等亦皆以師禮師之，執(zhí)禮有加。

1947年，大師擔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委員一職，參與管理蒙古地區(qū)、藏族地區(qū)及其他各省信奉藏傳佛教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的行政、宗教及其他各項事務。此年4月14日，甘肅拉卜楞寺寺主第五世嘉木樣丹貝堅贊圓寂，壽年僅32歲，喜饒嘉措大師代表國民政府前往拉卜楞寺致祭。途經(jīng)甘肅臨夏時，訪問臨夏清真大寺，與臨夏地區(qū)各界伊斯蘭教教職人員親切交談，增進了宗教互信，不僅如此，大師還與西寧東關清真大寺、循化街子清真大寺等宗教教職人員有長期的交往關系。

1948年，全國即將解放，國民黨南京政府行將土崩瓦解，高級官員紛紛逃往臺灣。此時，喜饒嘉措大師悄然回到了古雷寺，潛心修佛，并給僧俗學員講學。同時，還為家鄉(xiāng)的建設獻計獻策，特別是大師提倡家鄉(xiāng)人民植樹造林、開展集市貿(mào)易、調(diào)解鄰里糾紛，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新中國成立后，喜饒嘉措大師受到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人民政府的敬重和信任，應青海軍、政委員會之邀請，他欣然回到西寧，受到廖漢生、張仲良等領導同志的歡迎，開始了與共產(chǎn)黨合作、為人民服務的新生活。

1949年12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大師出任第一屆政府副主席。次年，又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北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他在省政府任職期間，青海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衛(wèi)生、社會秩序等邁上正常的軌道，青海各族人民真正感受到了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新政府才是他們期盼已久的政府。這期間值得一提的還有青海民族公學（青海民族大學前身）、《青海藏文報》、青海人民廣播電臺藏語部等相繼誕生。作為省政府的分管領導，這些新生事物的誕生都與他的直接領導有很大的關系。此時，喜饒嘉措大師還與十世班禪聯(lián)合號召青海佛教界踴躍捐款捐物，支持抗美援朝，完成了“青海佛教號”戰(zhàn)斗機的捐獻任務。

1950年，喜饒嘉措大師會同趙樸初居士等佛教界著名人士在北京成立現(xiàn)代佛學社并組織出版發(fā)行《現(xiàn)代佛學》月刊。1951年，在西安會見了西藏赴北京和談代表一行，其中阿沛?阿旺晉美是大師的學生，其他幾位也都聽過他的課，非常仰慕他。1952年11月15日，他作為發(fā)起人之一在北京召開了成立中國佛教協(xié)會的籌備會議。次年6月13日，中國佛教協(xié)會在北京成立，喜饒嘉措大師任第一副會長。9月19日，圓瑛法師圓寂，喜饒嘉措大師出任代理會長。1954年9月20日，中國佛教協(xié)會代會長喜饒嘉措等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5年8月，喜饒嘉措大師正式當選為中國佛教協(xié)會會長。1955年4月4日至5月4日，以73歲高齡的喜饒嘉措為團長的中國佛教代表團一行10人，應緬甸吳努總理的邀請，對緬甸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宗教團體首次與外國友好往來。11月9日，喜饒嘉措會長率中國佛教代表團赴尼泊爾參加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lián)誼大會，這是中國佛教協(xié)會首次參加“世佛聯(lián)”大會。喜饒嘉措當選為大會常設機構世界佛教徒聯(lián)誼會副主席。

1956年9月，中國佛學院在北京成立，喜饒嘉措大師兼任院長。他親自給藏語班授課，對僧俗學員除要求精研佛典、深入教理、提高文化素質(zhì)外，更注重愛國愛教、德行戒律的教育。同時，大師積極協(xié)助黨和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帶領全國各民族佛教徒積極致力于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事業(yè)；關心培養(yǎng)佛教人才，開展佛學研究工作，還經(jīng)常到全國各地調(diào)研講演。講演內(nèi)容往往是佛教與時代相結合，74歲的他口齒伶俐，慷慨激揚，轟動全國。

1957年，大師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赴尼泊爾參加世界佛教大會，之后轉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圓寂2500周年紀念大會，還出席由職工委員會、教育文化科學技術機構共同組織舉辦的佛教文藝和佛教哲學會成果紀念會。1958年，應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親王的邀請，喜饒嘉措大師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到柬埔寨王國參加為期15天的第六屆世界佛教大會。秋末，應蘇聯(lián)和瑞典兩國政府的邀請，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大師赴蘇聯(lián)參加為期八天的世界佛教協(xié)調(diào)理事會，接著赴瑞典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一次大會。1961年，應斯里蘭卡政府的邀請，大師率領中國護送佛牙代表團到達斯里蘭卡進行為期20天的訪問。為了廣泛傳播我國的民族宗教文化，他不辭高齡到這些國家訪問和參加重要國際會議，增進了中國佛教和國際佛教界的交流和合作，成為國際交往的友好使者。當年11月10日，喜饒嘉措會長又率中國佛教代表團赴柬埔寨出席第六屆世界佛教徒聯(lián)誼大會。

喜饒嘉措大師作為一位杰出的學者，在發(fā)展新中國藏文翻譯出版事業(yè)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解放初，他校審了全國政協(xié)一屆一次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指導翻譯了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通過的我國第一部憲法。后來，又參與了《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初審工作。同時，為組織、建設和培養(yǎng)新中國第一批藏語文翻譯出版隊伍傾注了大量心血。這期間抽空到中央民族大學給全體師生授課，還對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文法等進行審定，時常關注新中國藏族文化教育的健康發(fā)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黨和人民給予這位佛學大師很高的榮譽。喜饒嘉措大師先后當選為青海省第一、二、三屆人大代表，第一、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協(xié)第一、二、四屆委員會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青海省第一、二、三屆政協(xié)常委。

對于喜饒嘉措大師在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tǒng)一等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貢獻，黨和人民政府給予了高度評價。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多次稱譽他為“愛國老人”“佛學泰斗”。毛澤東主席還曾親自寫信，對大師予以慰問和勉勵。中央特撥?？钤诒本┯汉蛯m后面為大師修建一處禪院，并為大師配有藏漢兩種語言的秘書以及專用汽車。1960年，周總理將北京龍華寺一口重達4000公斤的明代鑄造的大銅鐘送給大師，青海省人民政府撥專款在循化縣道幃鄉(xiāng)古雷寺修建一座鐘樓，以示對大師功德的嘉勉。

1968年11月1日，喜饒嘉措大師在西寧圓寂，終年85歲。

粉碎“四人幫”后，隨著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全面貫徹落實，喜饒嘉措大師對黨對人民的熱愛和所做出的功績重新得到公正的評價。青海省人民政府于1979年10月7日，在西寧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對他的一生做了高度評價。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由習仲勛、劉瀾濤、楊靜仁、汪鋒、阿沛?阿旺晉美、扎喜旺徐聯(lián)合署名的《愛國老人喜饒嘉措》一文，對喜饒嘉措的一生做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文章指出：“喜饒嘉措是受到人民尊敬的愛國老人，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諍友，是宗教界朋友學習的好榜樣?！?/p>

喜饒嘉措大師一生刻苦求學，著作等身。他一生有15本著作，但這些手稿大部分在日軍轟炸南京期間損失殆盡，剩余一小部分后來在甘肅蘭州飯店入住期間，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火災焚毀。解放以后他寫的文章和過去留存的少量著作，1952年由青海新華印刷廠用長條形式鉛印出版兩本，1982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再將這些匯集成三卷本出版發(fā)行，2013年在此基礎上再次進行修訂和補充后，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發(fā)行新版三卷本。

縱觀喜饒嘉措大師的一生，他年幼喪父，二十幾歲時母親與姐姐先后離世，只有姐姐唯一的兒子時常陪伴他。另外，從宗教層面來說，喜饒嘉措大師既不是活佛轉世，又不是達官貴人的后代，完完全全是一個貧苦農(nóng)民的兒子。他所有的成績都是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堅韌毅力拼搏得來的。從政治層面來說，據(jù)吳忠信和黎丹等人的書信記載，國民政府早年邀請喜饒嘉措大師去南京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后有計劃、有步驟進行的。與元代邀請八思巴、明代邀請釋迦也失、清代邀請章嘉若必多吉等有相似之處，但前面幾位名曰“帝師”，只為幾個上層人士服務，而喜饒嘉措大師擺脫了歷史上“帝師”的局限，全方位投入漢藏文化交流。在不同時期喜饒嘉措大師特別是新中國成立為漢藏文化交流等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致力于漢藏文化交流的同時，為民族團結傾注了更多的心血，大師愛國愛教的精神讓世人永遠緬懷。（中國西藏網(wǎng) 通訊員/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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