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出土于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的一粒“萬年稻米”。它長逾3.7毫米、寬近1.7毫米、厚約1.7毫米，是稻作文化起源的實物見證。

　　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水下考古發(fā)現的體量最大的木質沉船——在長江口橫沙水域打撈出水的“長江口二號”。古船殘長38.1米，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證。

　　地處長江下游的長江三角洲地區(qū)是我國經濟發(fā)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chuàng)新能力最強的區(qū)域之一，同時，這片區(qū)域也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長三角探尋中華文明“根脈”，近年來公布的一個個重大考古發(fā)現給世人以不斷的驚喜和啟迪。

　　從2020年起至2023年，距今約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又相繼發(fā)現了約20條水壩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研究員王寧遠說，5000年前，良渚周邊水利系統(tǒng)極為復雜，當地的水利開發(fā)程度遠超想象，這為全面認識良渚水利系統(tǒng)的完整結構提供了重要線索。

　　近年來，長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級考古機構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開展了“考古中國：長江下游區(qū)域文明模式研究”的課題。良渚遺址聚落考古研究是這一課題的重點內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方向明說，除了新發(fā)現水壩遺址之外，考古工作廓清了良渚遺址群經歷的三個發(fā)展階段。這反映了良渚人群的聚落管理和城市營建理念、信仰體系不斷成熟的演進過程，顯示出良渚文化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文明起源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在“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中，安徽省郎溪縣磨盤山遺址榜上有名。這處遺址同樣列入“考古中國”的上述課題，至今仍在發(fā)掘中，發(fā)現了從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至夏、商、西周-春秋時期的連續(xù)文化堆積。它延續(xù)時間長，譜系完整，是長江下游地區(qū)少有的持續(xù)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

　　考古項目負責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趙東升表示，這一遺址同樣對于探究長江下游地區(qū)史前社會復雜化、文明化進程，青銅時代的中原化進程，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演進方式具有重要價值。

　　與前兩處遺址同屬“考古中國”相關課題的，還有位于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qū)的寺墩遺址。它與良渚古城遺址年齡“相仿”，是一處距今5500年至4500年的中心聚落遺址，以崧澤-良渚文化遺存為主體。

　　從2019年以來，寺墩遺址考古發(fā)現了崧澤時期的墓葬區(qū)、干欄式建筑、水井等大量遺址，以及良渚時期以圓形土墩為中心，有10余處臺地和雙重水系環(huán)繞的聚落形態(tài)。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員于成龍說，這處遺址的變遷，生動反映了太湖地區(qū)史前社會最終邁向早期國家形態(tài)的過程。

　　“長江下游早期文明為中華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涉及水稻栽培、獨木舟制作、犁耕技術、玉禮器和瓷器制作等多個方面。”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曾表示，從現有考古成果看，長江下游文明化進程奠基于約1萬年前；像良渚發(fā)明的玉禮器系統(tǒng)，經過夏商王朝的吸收，向周圍進行了又一次強力的輻射和傳播。

　　長江奔流入東海，長三角地區(qū)“向東是大海”的文化基因在考古中也一再得到印證。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井頭山遺址是我國沿海地區(qū)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井頭山遺址考古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孫國平說，考古證明，早在8000年前，先民就開始適應海洋、利用海洋了，體現出了高超的智慧、能力和技術。

　　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之一的溫州朔門古港遺址在2023年又有新發(fā)現，新發(fā)現的一座古碼頭遺跡和一艘古代沉船進一步見證了這座海上絲綢之路古港的昔日繁華。而“長江口二號”古船已在黃浦江畔的上海船廠舊址1號船塢接受考古發(fā)掘和文物整體保護。它猶如記錄長江黃金水道和海上絲綢之路繁榮景象的一枚“時間膠囊”，將帶給人們更多的驚喜。

　　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陳杰說，如今的長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而從最早距今約6000年的崧澤文化開始，江南文化就有了精致開放的特質，這種特質到了良渚文化時期就更為鮮明。這是長三角“文化基因”對于中華文明的巨大貢獻，而長三角一體化也是一個穿越古今的文化主題。

　?。ㄓ浾唏T源孫麗萍蔣芳劉美子）新華社杭州4月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