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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營汲汲誰知我——韓愈形象的另一面

發(fā)布時間:2022-11-08 11:30:00來源: 文匯報

  徐建融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被公認為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文化偉人,尤其有大功于儒家道統(tǒng)的繼承和弘揚。但對他一生營營于干謁權貴、汲汲于謀求利祿的行為,后人亦不無微辭而時有詬病。

  如司馬光評其《閔己賦》,認為顏回的簞食瓢飲不過“哲人之細事”云:“韓子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仆賃之資,又好悅人以志銘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貧賤如此,焉知顏子之所為哉!”陸唐老評其《符讀書城南》詩則云:“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微見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此豈故韓愈哉!”鄭少微評其《與孟簡尚書書》以為:“孟子藐大人,輕萬鐘,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頔、干宰相……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自知矣!”黃唐評其《后十九日復上(宰相)書》則以為:“韓上宰相書歷道饑寒,有‘溺爇于水火’‘大聲疾呼’之語……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憐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進士耳,使其三書獲薦,謝恩權門,將委己以從人耶?抑以身而殉道耶?故論人于已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于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钡鹊?,不一而足。包括近世錢名山先生,對之也頗有非議。

  這樣的認識和評價,蓋出于儒家“士志于道”的一貫傳統(tǒng):“君子固窮”,“安貧樂道”,“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這方面的典型榜樣,自然是孔子最得意的學生顏回,在韓愈的時代,甚至被尊為陪祀“先圣”的“亞圣”!

  但一方面,盡管孔子高唱“富貴于我如浮云”,同時卻又坦言“富貴可求,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而且尤好“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物質(zhì)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在韓愈的心目中,顏回并沒有為儒學作出真正有價值的實際貢獻,真正一脈相傳了由周公而孔子的儒家道統(tǒng)的是孟子。包括后來孟子取代顏回成為陪祀孔子的“亞圣”,便歸功于韓愈;自然,韓愈也成了孟子的嫡傳。而恰恰是孟子,比孔子更直截地指出了仁義與衣食的關系:“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ā读夯萃跽戮渖稀罚┮簿褪钦f,無論國計還是民生,也無論群體還是個人,物質(zhì)都是第一性的需求。

  在《進士策問十三首》中,韓愈認為“人之仰而生者在谷帛,谷帛既豐,無饑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義之途,措之于平安之地”,正與孟子是同一思想。在《杇者王承福傳》中,又借王口說:“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于人哉?”則與孔子所講的“富與貴,人之所共欲;貧與賤,人之所共惡”是同樣的意思。

  韓愈從小力學,20歲應科舉不中,25歲中進士第卻不試,直到35歲才正式進入官場獲取俸祿。但宦海沉浮,屢遭貶謫,所得菲薄。“窮鬼”“驅之復還”,如影隨形地相伴了他的一生。貞元十五年(799),他在《答李翱書》中說道:

  仆之家本窮空,重獲攻劫(指宣武軍動亂),衣服無所得,養(yǎng)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乎?……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于人以度時月……不知何能自處也……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圣人而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仆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

  貞元十八年(802)《上于襄陽書》中又說:“愈今者,惟朝夕芻米仆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p>

  永貞元年(805)《上兵部侍郎李巽書》再說:“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卒無所成。”

  ……

  他的生活究竟貧困到什么樣的程度,竟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向人訴苦,乞求同情和幫助呢?

  我們知道,韓家“口多而食寡”。他兄長早逝,嫂嫂和侄子均由他撫養(yǎng)。他自己的兒子,見于韓集文字的有昶、符、爽、佶四人,或以符為昶的小名,則當有三子(43歲撰《乳母墓銘》自述二男)。但見諸友朋文字的,僅昶一人——那么,另二子為什么無人提及呢?又,據(jù)皇甫湜《韓文公墓志銘》,他至少有六個女兒(《乳母墓銘》自述五女),女婿分別為李漢、樊宗懿、陳氏、蔣係(嫁給李漢的女兒在李去世后成為樊宗懿的填房),則另三位女兒又何去何從了呢?

  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被貶潮州,侄子送行,妻子兒女隨行。四女拏,時年12歲,一路“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飲食,又使饑渴。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女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依托”,直到長慶三年(823),韓愈還京官京兆尹,才將她歸骨而葬。拏既窮餓而死,則揣想其他幾個未見諸他人文字的兒女,也有可能因窮困而夭折或早逝了。而他的侄子老成、侄孫滂先他而去世,則是有文字記載的。

  至于韓愈本人,撇開其只活了57歲不論,因為古代人的壽命多在60歲上下。他早在35歲便開始掉牙,這實在是甚為稀見的!嗣后更一發(fā)而不可收,“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儻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到45歲僅剩松動之中的12顆!且“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發(fā)五分亦白其一;其須亦有一莖兩莖白者”。英年而早衰如此,足見其因缺衣少食、營養(yǎng)嚴重不良而導致的身體狀況之差!是豈雖簞食瓢飲而足以為生者所可同日而語!

  明乎此,對于韓愈不甘“寂寞”地營營于權貴、汲汲于利祿,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作苛求的批評。同時也提供了我們對儒家“志道弘毅”的重新認識,也即為人先為己,只有修身齊家有了保障,才談得上治國平天下。所謂“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決不是要人棄食謀道,更不是教人以貧為道。韓愈“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表面上顯得志存高遠,實質(zhì)恰恰是孟子所譏的“道在邇,求諸遠;事在易,求諸難”的好高騖遠、不切實際。不率先解決自己的吃飯、生存問題,一切雄心壯志、豪言壯語,都不過是空中樓閣。

  仆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圣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然后知仕之不唯為人耳……故凡仆之汲汲于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yǎng)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于人耳。(《答崔立之書》)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則正在食啊!脫離現(xiàn)實的理想,就這樣落實到生活的現(xiàn)實之中。韓愈的一生好為諛墓文,固然是為了錢財;但他的好干謁權貴,卻不僅僅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的俸祿,同時更為了實現(xiàn)“原道”以經(jīng)時濟世的理想。

  要想實現(xiàn)這一理想,首先必須取得一個“達”的平臺。尤其是“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于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與鳳翔邢尚書書》)。這一平臺的取得,雖然“業(yè)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是自上而下的發(fā)現(xiàn),但畢竟有司者貴人多事,多事百忙,便難免無暇全面顧及沉淪下層的人才。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尚且周游列國、奔走王公,誠所謂“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yǎng)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后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這就需要他向有司不懈地作自下而上的“自進自舉”:“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矣,書亟上,足數(shù)及門,而不知止焉”(同上)。如果“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則必使“高材多戚戚之窮”而難酬其志(《上于襄陽書》)。這不僅是個人的損失,同時也是道統(tǒng)的挫折,所謂“果以自棄,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上宰相書》)所以,“身居窮約”的“在下之人”,于有司“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

  在《應科目與韋舍人書》中,他更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說是有一“怪物”應該就是龍,得水則升騰變化、上下天地,失水則為獱獺之笑?!叭黄涓F涸不能自致乎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于眾也,且曰:‘爛死于沙泥,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且杂辛φ哂鲋煲曋魺o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鳴且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于是”。

  孔子曰:“謂(我)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知我罪我,其惟夫子乎?

(責編: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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