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華（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無論從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還是從建構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倫理秩序，抑或從推進中國倫理學自身發(fā)展的需要而言，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倫理學已然成為一個緊迫問題。“當代中國倫理學”是一個基于中國特色、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新的倫理學理論體系與范式，它有別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也不是中國傳統倫理學的當代催生，更不是所謂西方倫理學的中國化。要實現構建當代中國倫理學的目標，除了進一步提振倫理學研究者的學術自覺以外，充分認識到我們所面臨的際遇和機遇也顯得更加重要。

　　一、社會全面轉型的復合型倫理呈現

　　當代中國正處在大改革、大發(fā)展、大提升的歷史關鍵期，此所謂“關鍵”的背后是社會的整體大轉型，這也是當代中國倫理學所面臨的特殊境遇。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五位一體”建設，到“四個全面”的整體戰(zhàn)略推進，再到“四個自信”的全面展開，標志著社會全面轉型時代已經悄然來臨，這就迫使中國倫理學人要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和思想文化建設等諸多領域全面創(chuàng)新理念和方法，形成適應社會全面整體轉型的復合型倫理大思路，以此來適應由單一經濟社會轉型向社會全面轉型所發(fā)生的深刻而往往鮮為人知的變化。這種復合型倫理大思路的特點就在于超越個體、超越單一性，進而在復雜中求明晰，在不確定中求選擇，在選擇中求再生，在再生中求蛻變，建立基于“人類”思維的共同體倫理，從而避免倫理道德的區(qū)隔化、碎片化。這是構建當代中國倫理學首先必需正視的客觀前提。

　　不可否認，我國改革開放所推動的社會轉型是一種以經濟轉型帶動社會轉型的單一性方式。在單一性經濟社會轉型模式中，倫理道德話語也總是圍繞著經濟要素而構建，我們的倫理道德標準總是向市場經濟傾斜，不但肯定個人價值、經濟利益，而且把經濟價值的實現作為道德評價的主要尺度。正因為如此，一種被極大簡化的功利主義道德開始出現并蔓延。從單一社會轉型的現實來看，偏重某一價值的倫理道德體系是無法有效統領全面的社會建設的，只會導致社會倫理道德的狹隘與偏差，甚至帶來道德價值的內在沖突。

　　黨的十八大之后，中國社會進入全面轉型期，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諸多要素的協調發(fā)展期。在社會全面轉型的倫理秩序中，社會、經濟、文化、生態(tài)、政治等諸多領域的價值目標都應受到同等的尊重和認同，沒有任何價值目標處于絕對的優(yōu)先地位而排斥其他價值。當然，我們承認社會各領域的價值訴求的同等重要并不是要否認價值共識，相反，對于社會生活而言，價值共識是不可或缺的，唯如此，我們才能期待超越個人差別形成一致的倫理行動。問題在于，促成社會合作的價值目標要具有廣泛的包容性，要能夠兼容社會各個領域的價值標準，這就需要復雜性倫理思維和統合性倫理思維，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復合型的價值目標體系，并由此構建適應社會全面轉型的倫理秩序。如果說單一經濟社會轉型以經濟理性為基礎，那么社會全面轉型則需建立在公共理性之上。公共理性本身具有“共同意識”的意義，在它的牽引下，人們才能本著對于社會“公共善”的追求、通過重疊共識達成基本的、一致性的倫理認同，借以消除因個人差異或群體差異所形成的道德張力，使公共倫理生活成為可能。

　　二、傳統、現代與后現代的三重倫理參照

　　在社會全面轉型的背后，就倫理道德的文化觀念而言，實際存在著傳統、現代與后現代三者共存且交織復雜的狀況，這是由中國倫理學發(fā)展從外部境遇向內部機理的過渡。這同時也就預示著中國當代倫理學的學術生態(tài)優(yōu)化必須兼顧傳統、現代以及后現代三種坐標參照，實現歷史性、現實性和前瞻性的統一。

　　社會轉型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最大現實，也是最真切的學術生態(tài)。而社會的性狀是正處于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現代化還沒有完成，后現代作為“未完成的謀劃”，其觀念已經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日常與內在思維。更為關鍵的是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性文化沖突給我們帶來了更為復雜的情況——共時性與歷時性的并存，傳統、現代以及后現代三者并非按照循序漸進的模式進行轉變，而是出現三者的反復交錯。中國當代倫理學的傳統資源借鑒要求我們要充分吸收優(yōu)秀的倫理資源的精髓，以社會發(fā)展歷程為基礎進行歷時態(tài)的透視，充分表達中華民族獨有的價值理念，體現出中國特色。雖然說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無法與當下中國現實完全契合，但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道德傳統仍然對現代社會的道德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墨家的兼愛思想、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生態(tài)思想等。當代中國倫理學的現代性則要求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倫理生活帶來的變化給予高度關注，特別是作為現代社會的價值表征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等倫理觀念。這些觀念雖然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fā)展而建立起來，其為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倫理模型是具有片面性的，契約倫理等理論都是建立在等價交換的原則基礎之上并且服務于等價交換活動，其具有極強的操作層面的意義卻由于過度工具化而缺乏生活層面、信仰層面的意義。

　　我們的倫理生活是一個整體，是一個立體的存在，生產、生活以及交往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現代性倫理體系過于注重操作層面的倫理模型，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諸多倫理理念被工具化、功利化，忽視了生活層面和信仰層面而最終陷入了片面化的泥淖。后現代社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信仰活動世俗化、生活內容片面化、需要結構平面化、精神需要邊緣化、倫理尺度隱匿化”（麥金泰爾語）。中國當代倫理學還要充分考慮后現代社會的特征，保證倫理體系與社會發(fā)展、時代要求相適應，使之具有前瞻性。從歷史優(yōu)秀倫理資源中吸收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理念，以中國社會發(fā)展現實為基礎，對未來中國社會倫理狀況做出科學的預判，從而實現普遍性與現實性的統一。構建當代中國倫理學，需要我們牢牢把握這種歷史統一，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優(yōu)秀倫理思想和倫理文化，結合現代社會經濟全球化和價值多元化的現實，充分考慮后現代社會的特征。

　　三、“中西馬”的倫理思想資源有機整合

　　構建當代中國倫理學同樣面臨如何打通“中西馬”的問題，這也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發(fā)展的內部生態(tài)優(yōu)化問題。應該承認，目前的主導性倫理學知識體系多少有些滯后于國際倫理學理論前沿和飛速變化的現實倫理生活，其主要原因是以前蘇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為基礎的倫理學體系與中國傳統倫理話語之間存在“間隙”，同時也與西方倫理學保持著“距離”，沒有完全形成自主創(chuàng)新的內在機理。在“中西馬”倫理思想資源整合的基礎上，形成具有自主性、原創(chuàng)性的中國倫理學理論迫在眉睫。

　　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形成當代中國倫理學的“出場風格”，這就是要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倫理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方面要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倫理道德思想，為中國倫理學“奠基”；另一方面，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與方法，密切結合中國實際和世界發(fā)展趨勢，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要從方法、內容、發(fā)展要求等方面為當代中國倫理學發(fā)展與實踐提供了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經過長期實踐和總結而形成的科學理論與方法，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辯證分析、實踐檢驗，等等，都應該成為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與運用的具體方法。從內容而言，黨的建設、中國道路、民主制度，以及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領域形成的豐富的倫理思想，應該成為當代中國倫理學的最大增量。從發(fā)展要求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集中體現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意志，更重要的是集中體現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也體現了新時代對中國未來發(fā)展的新要求，中國當代倫理學必然要展現這些特色和要求。

　　更為具體的任務是如何整合中西倫理文化資源的問題，實現“主輔兼修”。一是要以傳承中國優(yōu)秀倫理文化資源為“主”，充分挖掘和闡釋積淀了幾千年的中華文明豐厚的倫理文化資源，推進傳統倫理的現代轉型，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從而消弭傳統與現代的割裂，充分體現當代中國倫理學發(fā)展的繼承性和民族性。二是要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tài)吸納世界多元倫理文化，為當代中國倫理學發(fā)展注入時代生機和新鮮營養(yǎng)。這就要求我們不但要積極吸納西方倫理文化資源的先進之處、社會倫理建設的先進經驗和倫理學發(fā)展取得的積極成果，而且作為一種思維參照要全面了解、跟蹤西方倫理學研究的理論前沿，進行分析比較，取長補短。當然，要真正實現“中西馬”倫理思想資源的有機整合并實現思想超越，關鍵取決于中國倫理學人是否具有超越創(chuàng)新的學術自覺與學術能力。

　　四、倫理學“三大體系”建設的整體推進

　　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是倫理學基于知識規(guī)律而形成的自身發(fā)展邏輯和機理問題，屬于學術的內部生態(tài)。

　　任何一種思想理論體系都需要反映“學術規(guī)律”的學術體系、展示“敘述體系”的學科體系以及作為“表達體系”的話語體系的支撐，倫理學也不例外。目前倫理學的三大體系建設有所啟動，但仍需要發(fā)展改進。

　　就學科體系建設而言，其實包含了組織化的學科點、學位點、專業(yè)點建設，也包含了學科自身的研究體系和研究范式。對于前者，人們是熱衷勢力的，倫理學也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層級上缺少應用型倫理學專業(yè)學位。但作為后者的學科體系相對于前者顯得有些不足。展示“敘述體系”的倫理學學科體系就是在倫理學研究、教學、傳播中用以表現、闡釋思想體系的概念、范疇、觀點和方法系統，它在展現思想體系生命力的過程中不斷獲得發(fā)展和突破。目前倫理學學科體系類型單一、適應力不強、開放度不夠，加上倫理學本身的知識依賴而無法突破作為哲學二級學科的界域。

　　學術體系規(guī)定學術研究對象、限定學術研究領域、反映學科自身的學術邏輯與規(guī)律。如何創(chuàng)新理論、建設學術體系，這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發(fā)展需要認真檢視的問題。從學術體系的形式而言，當前倫理學的學術體系建設必須優(yōu)化學術研究范式，不能僅僅停留于倫理學類型之爭，充分張揚倫理學的協調功能，實現倫理學從規(guī)范向協調的轉換，建立一種基于規(guī)范性的、更多開放的利益協調型倫理學。從學術體系的內容而言，當前倫理學必須以問題為導向，立足當代中國實踐、聚焦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的“雙向互動”中實現倫理學學術創(chuàng)新，增強學術理論的針對性、系統性和創(chuàng)新性。所以，“以問題為導向”的倫理學研究是建設中國倫理學學術體系的關鍵，否則倫理學會因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的快速變化而弱化、甚至隨著范式轉移(Paradigm Shift)而被淘汰。

　　加強當代中國倫理學的話語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塑造倫理話語權的問題，即用中國的倫理話語展現中國道路的價值，提升中國倫理話語的國際認同和影響力。所謂倫理話語權指的是人們在倫理領域中的話語主張、話語資格及其話語影響力。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話語體系建設、以中國倫理話語言說倫理生活正成為倫理學理論研究面臨的迫切問題。這種判斷源于當前中國倫理價值話語體系在國際影響的現狀，其突出的問題就是全球話語權“西強我弱”的格局依然沒有改變。為此，我們要打破對西方現代性倫理話語的盲目崇拜，努力實現對中國傳統倫理話語的傳承創(chuàng)新和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話語表述的時代化創(chuàng)造。

　　五、中國實踐的倫理協同與擔當

　　當代中國正在進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關照現實、關注社會、關心人民是中國倫理學應有的情懷與擔當，也是倫理學本身具有的實踐邏輯，更是優(yōu)化學術生態(tài)的內在動力。對這場偉大實踐，倫理學不能就是簡單的、“看客”似的回應與解讀，而是要參與其中，用倫理的理性與力量，協同并進，形成合力，方可顯示當代中國倫理學的應有作為，也是倫理學形成中國特色、保持學術動力的重要途徑。

　　通過對中國實踐的倫理慎思，實現行為選擇的價值優(yōu)化，找到倫理研究的真問題，這無疑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的神圣使命。不僅如此，當代中國倫理學還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過程施以價值性影響，通過價值審理和價值引導，對其中的重大理論命題和實踐課題給出答案。目前，中國倫理學急需參與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實現和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建構中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于中國倫理學研究的特殊意義在于，如何正確認識現代性及中國現代性的倫理根基是什么？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意義是什么？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道路可否普遍化為世界倫理秩序的要素或模式？等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具體倫理行動則在于，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從生態(tài)倫理確保不再以犧牲自然資源為沉痛代價的現代化；如何正確處理發(fā)展與生存的關系，尤其是當高風險社會來臨的時候，從生命倫理確保生命價值的優(yōu)先性？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縮小貧富差距，確保社會分配的基本正義；如何實現社會發(fā)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有機統一，確保人本身的現代化，避免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異化，等等。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更是基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宏大課題，需要哲學社會科學的整體參與。于倫理學而言，首先必須確證的是，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目前是“實然”性存在還是“應然”性追求？如果是實然狀態(tài)，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應該怎樣用倫理話語去描述？具備哪些新的倫理特征？其核心的倫理價值標示是什么？是否具有可普遍化的倫理精神？如果還僅僅是“應然”的價值追求，那么，倫理學就必須努力探索人類文明形態(tài)的標準是什么？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所內含的倫理精神是什么？人類文明演進過程與文明新形態(tài)產生有何種必然性？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在世界文明體系中應該處于什么地位？倫理學在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構建過程中起何種作用？等等。對這一系列問題的理論回答與探索實踐，在有助于解決實踐問題的同時，也預示著當代中國倫理學強勁發(fā)展與范式變革的可能。